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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钟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2012年1月10日是先生的忌日，没有先生的日子，我们彷徨无依，但我们心中总是觉得先生没有远去。我们完成先生的主编的《中国民俗史》，是对先生的告慰。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献上当年的文字，以表我对先生的思念。
恩师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有21天了，21天在民俗中正是“三七”的日子，在先生的第三个七日，终于能静下来写点文字，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
近时有关钟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与追悼文章在京内外报刊上成为报道的热点。一个学者、文化人的身后，受到人们如此的厚爱，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人民的学者”受到人民的追念，人们目睹钟先生的背影，在惜别一个时代。钟先生高尚与纯洁的人格风范，在今天我们只能以“高山仰止”的心情来追怀。这也就是与钟先生同气相求的季羡林先生在得知钟先生去世之后，含泪连夜赶写怀念文章，并发出“而今而后，哪里再找这样的人啊！茫茫苍天，此恨曷极！”这样深情的感慨的因由。
作为先生的学生，近年来有缘追随先生左右，因为与钟先生太熟悉的缘故，我总觉得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只是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忙他的“功课”去了，就象一年一度的西山小憩（每年暑期都在那里写出几万字的文章）。以致于在给先生写生平时能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就像给他作祝寿的生平一样。
事实上，我接下撰写钟先生生平的任务时，的确是用于祝寿。因为确定祝寿的日期十分仓促，钟先生的人生阅历与学术活动又如此宏富，做好钟先生的生平不是一件容易事。在分配工作时，大家各自选择了一件，撰写先生的生平，自然就责无旁待。当时学报庆祝钟先生百年华诞的专号也急催稿件，我当时鼓着劲完成这样两件任务。好在学报的稿件修改接近尾声，本人主要精力放在撰写生平上。那两天还替钟先生给博士上着课，一时间顾不上去医院看先生。先生去世的前两天（8日），我在去课堂的路上见到先生的女儿钟宜，问及先生的情况，她说今天还不错，只是在颈动脉上开了一个输液的管道，效果还好。我的心稍有安顿。但先生毕竟是百岁老人，我内心祈盼着先生的生命奇迹，可还是有一丝预感。在晚间的硕士课堂上，我说钟老的百岁华诞即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希望我们的同学到时多参与一些具体的筹办工作。当时我突然很激动地说了一大段与课程无关的有关钟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的话，聪明的同学已听出我没有说出的意思，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主动地说：她愿意帮助做一些工作。我说：谢谢你。在一个称导师为“老板”的时代里，有人愿意为不是她“老板”的帮忙，这需要奉献精神。
接下来的一天（9日），我忙着将《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一文改完，准备第二天去医院念给钟先生听听，看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虽然在动笔之前就有关问题跟先生请教过，但成文之后还得让先生“过”一遍（不是过目，是过耳。因为先生视力不大好，近年来先生审读博士论文或批改博士试卷都是用此方法），这也是学报主编林邦均老师的意见。谁知10日凌晨，先生竟溘然长逝。凌晨2点，康丽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我钟老的噩耗，此后我通宵无眠。本人第一篇有关钟先生学问研究的文章如果能经先生过目审定，该有多好；有关先生生平的重要细节如能在记忆超人的先生那儿得到核实，又该多好，但这已不可能。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当你意识到一种需要的时候，你往往满足不了这种需要。我们常在先生身边，虽然也还努力，但对于先生的学问人生没有及时有意识地去总结研究，反而是先生经常针对我们的不足或婉转或直接地予以点拨、批评。
在先生卧病南城期间，我一周必去看望先生一次，或周六、或周日。与先生见面，先生很少谈及他的病情，大部分时间我们在谈工作，谈学问。先生似乎有意识和来访者或陪伴者交流，让来者有所收获。先生的病房更多的时候象一个教授的客厅，在一盆盆鲜花的装点下，生机盎然。先生无论是坐在沙发上，还是平躺在病床上，他都不让自己闲下来，除非他太累，一般不会闭目养神。先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浓郁儒家气息的教育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他秉持的教学态度，对那些虚心向学的晚生后辈无论来自何处，出自何门，他都一视同仁。对有志于作民间文化研究的后学更是鼓励有加。他的著作可以不送达官贵人，但必定送给上门请教的青年学子。先生的宗旨是：书送给愿意读她的人。先生常说的话是：老师送的书，学生不会不读吧！在我的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挤满了钟先生的著作，其中除了本人入门之前出版的之外，全部是先生送给我的，有相当部分都有先生的亲笔签名或盖上了赠书图章。
先生送书的时机各不相同。我从上博士开始因为作本年级的联系人，并帮先生取送书报邮件（直到今天我还在为先生取信，），因此我常能坐到先生那会客室兼书房里的那条长沙发上。在先生那儿，常能见到别人送给他的新书、翻看新书、同时兼听先生对新书及作者的评论，成为我在先生那里的特殊功课。先生的学风重视实证，近年对民俗志著作特别留意。要是收到一本好的民俗资料本，先生会特别高兴，他不仅认真阅读，并点上红色标记，有的还夹上纸条。并嘱咐我们与作者联系能不能给我们民间文化资料库送书或代买几本，真正的好书，我们学生是要每人都订购一本的。在先生那儿常有意外之喜，有时还帮先生挪动一下书山，或陪先生去一趟门口的书店，甚至是帮先生洗一次澡，先生都会从他的椅子旁、沙发下摸索着取出一本他的或别人送他的书给我。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虽然他不计较世事俗务，但特别有人情味。记得有一位同学因为遭人误会，处境艰难，先生不仅为她联系了新的导师，还特地让我给这位有写字爱好的同学送去一管毛笔，以为勉励。至今这位同学回忆此事，仍对先生充满了感激。
正直、勤奋、淡泊是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送给学生的六字箴言。先生淡于名利，对学问却十分珍惜，对自己对学生要求甚严。在实行学位制度之初，作为1981年首批博士生导师，他迟至1985年仍未开门招博，据陈福康先生回忆说他在1985年中文系的一次会议听钟先生自己所说：“我自己未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收博士生。”（见《中华读书报》2002.1.23陈文“难忘师恩”）实际上，钟先生当时觉得没有合适的专业人才。他在学问传承上十分谨慎，1986年他终于开始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1992年先生接下了张紫晨先生去世留下的一位未毕业的博士生，并手把手的教她作博士论文，钟先生早就想做的《女娲考》，现在由这位同学来完成，虽然最终学生与老师的旨趣不尽一致，但先生对这位博士生的严格指导无疑为其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90年代初，他根据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发下了培养50名民俗学博士的宏愿。1994年之后，先生以九十余岁的高龄坚持持续培养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直到他去世之前，他累计培养了30多位博士学位以上的高级研究人才，加上他手头上15位在读的博士生，基本实现了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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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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