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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语诸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古老的文化遗存。这些活的“化石”，不仅反映了突厥语诸族古老的观念、习俗，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拟围绕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神鹰母题，从微观的角度探索鹰的文化意义及突厥语民族神鹰母题的文化特色。
突厥语民族的鹰猎术产生很早，影响也很大。鹰在狩猎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同原始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在渔猎时代人们崇拜鹰是很自然的事。鹰崇拜最初在突厥语民族当中出现的时候，只不过属于一般的动物崇拜范畴，鹰也只是人们所崇拜的众多动物之一而已。
考古发掘的材料表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阿勒泰地区的游牧部落就已经盛行着对鸟禽的崇拜。1929年发掘的巴泽雷克1、2号墓中的主人，身上或纹有翼兽，或纹有带鸟嘴的鹿身猫尾动物。墓中出土的文物中也有鸟头、翼虎之类的东西①。1967年至70年在原苏联哈萨克斯坦艾斯克河北岸发掘的古代墓冢中出土了翼兽及带有鸟类装饰的金箔尖顶帽等②。不久前发现于我国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一块鹿石上，刻有五只长着鸟首的奔鹿③。古代文献记载对此也有所反映。在有关乌孙幼主遇难得救的传说里，就有“……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④的记载。此处之“乌”是为鸟禽，自不待言。在中原神话里“乌”是太阳的象征，而在突厥语民族那里，太阳是与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乌”是否如后世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汉译词“神鹰”也未可知。总之对于带有神性的鸟之崇拜产生得很早，但鹰崇拜同狩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鹰这种具体动物的崇拜是狩猎文化的产物。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都不可能是由某一单纯的原因所造成的。鹰不但具有极强的飞翔能力，能在空中长时间盘旋，而且从高空俯冲捕食之快捷、迅猛也为其他飞禽所不及。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力量，能用双爪在空中运送庞大的猎物。鹰的这些品性都是人所不具备的，它足以使当初只能用简单的石块、木棒获取猎物的蒙昧人艳羡不已，他们也一定会以为鹰的能力高于最大的陆地猛兽。
突厥语民族的先民繁衍生息于广大的山林草原地带，他们在那里常常可以看到鹰携带着猎物飞往高空。他们羡慕这种无与伦比的飞行力量，并且发现它不但栖居于人所难以攀登的悬崖绝壁，而且能够飞越万丈高山，以为它比高山、大树更接近他们所崇拜的苍天，尤其是它猎取食物的本领更令人们向往。在当时，获取食物的艰难，食物的匮乏，是时时困扰着先民生存的最大难题。鹰的这种飞翔能力和捕食的本领正是人们希望具有而实际上却不可能具有的。这种具体的知觉与感觉，渐渐地在先民的意识中被鹰的神秘力量及神秘性所取代，从而出现了对于鹰的崇拜。或者说突厥语民族的先民们，也象所有处于原始时代的蒙昧人一样，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现象感到惶惑、恐惧与不安。于是从不安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渴求，自由飞翔于空中的欲望，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憧憬，都凝聚在了鹰崇拜的观念之中，同时也留在了神鹰母题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了。
由于流传于人们口耳之间的民间文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在突厥语各民族作品的原文中，对于神鹰及其对手——巨蟒的称呼并不十分一致，但文化意义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同一种动物形象进行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鹰本为对鹰科部分种类的一种通称，通常指的是象苍鹰、隼等那样嘴带钩，头阔而大，脚部有毛，足趾有长而锐利的爪，体较大而性凶猛的飞禽。以哈萨克语为例，一般用“克兰”（qeran）或“比尔克特”（byrkit）来称呼。这不仅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动物，而且也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是我们注意到，出现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神话形象却很少用“克兰”或“比尔克特”来称呼。大都用“阿勒甫·卡拉·库斯”（alepqaraqus）或“萨姆乌勒克”（samureq）。“阿勒甫”是“巨大”的意思，“卡拉”既指“黑色”，又指“大”，“库斯”是“鸟”。有人将其译作“大鹏鸟”、“巨鸟”、“巨鹰”、“神鹰”等；而“萨姆乌勒克”一般都被译作“凤凰”。“阿依达哈尔”（ajdahar）在神鹰母题的作品中是作为鹰的对手出现的，是个恶魔形象，通常被译作“恶龙”“毒龙”什么的。众所周知“龙”、“凤”乃中原神话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动物形象，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并且是由早期的崇拜逐渐演化而来的。《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玄鸟”就是凤凰。而夏人又曾以蛇为图腾，后演化为龙。相传龙司掌雨泽、雷电水域，并与地下之力相联。可见，凤凰是以鹰为原型的神幻之鸟；龙则是以蛇为原型的想象物。后来，凤凰成为王后的象征；龙则成了帝王的象征，于是就有了所谓“龙凤呈祥”之说。突厥语民族神鹰母题中的“萨姆乌勒克”和“阿依达哈尔”虽然也是以鹰和蛇为原型的想象物，但不同于中原的龙和凤凰。首先“萨姆乌勒克”不因雌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凤凰则不然，雄称凤，雌称凰。其次，“萨姆乌勒克”可以说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它凶猛异常；而凤凰却总是伴随着祥和美好的气氛出现，与力量、凶恶无关。中原神话中的龙就更不同于“阿依达哈尔”了。它不仅不是英雄的敌人，而且总是作为英雄的朋友出现，它还助英雄战胜顽敌，以至成为神圣旗帜的象征。由此看来，突厥语民族的“萨姆乌勒克”、“阿勒甫·卡拉·库斯”和“阿依达哈尔”同中原神话中的“凤凰”、“龙”其文化意义绝不相同，所以不宜于用“凤凰”和“龙”来对译。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本文将一律采用“神鹰”和“巨蟒”来称呼这两个想象物，以区别于中原的“凤凰”和“龙”。
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神鹰母题，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其他地区与民族中是极为少见的。根据以神鹰为主线所构成的情节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1）鹰魂型。例如，在举世闻名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里，有下面这样的情节：加克普老人年老无子，为此他常常向神祈祷求愿。一天，他梦见一只鹰飞来，落在他手上，他用绸带拴住了鹰脚。时隔不久，他妻子就怀孕了，生下了英雄玛纳斯。玛纳斯死后，他身边的一只鹰也随之飞去了。⑤在哈萨克族叙事长诗《阔孜少郎与巴彦美女》等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出现。梦中用绸带拴住鹰腿——鹰化作孩子的灵魂降生于世——鹰挣断绸带飞回蓝天——鹰魂飞升蓝天——人死去，这就是突厥语民族鹰魂型神鹰母题的主要结构模式。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类型，反映了突厥语民族的鹰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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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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