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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列]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
  作者:李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11 | 点击数:12620
 

 

内容提要:对古代典籍的阐释,可以是多角度的,论文选择了彝族宗教典籍《指路经》进行文化学的阐释,立足于宗教典籍本身而又有所超越,历史记忆、民俗文化、文学作品的特征是《指路经》的潜在内涵和意义,通过阐释,进一步透视和揭示其精神价值。
关键词:彝族典籍;《指路经》;文化学;阐释

翻开彝文典籍的画卷,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宗教类、历史类、文学类、医药类,丰富多彩;内容上天文地理、医药病理、伦理道德、美术建筑、军事哲学、农业生产,包罗万象。其中宗教类内容最多,数量最丰富。从现有的宗教典籍内容上来看,包括祭祖祀神、消灾除秽、驱魔送鬼、指路召魂、祈祷占卜等。《指路经》是其中影响广泛、流传久远而具有独特风格的彝族宗教典籍,名称不一(有《开路经》、《指阴路》、《教路经》、《阴路指明》等)、内容繁复(融天文地理、民族历史、文学艺术于一体)。已经出版的《指路经》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果吉·宁哈和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包括云贵川三省18家支的《指路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包括贵州毕节地区5县(市)的7篇《指路经》;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指路经》(第一集),包括罗平、武定等6县(市)的6篇《指路经》。这并不是《指路经》的全部,在彝族繁衍迁徙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无数家支,而几乎每一个家支都有自己的《指路经》。《指路经》是研究彝族历史源流、宗教文化的重要史料。
 
一、作为彝族历史记忆的《指路经》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依赖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知识背景体系,作为一个多民族“编织”历史的社会,处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下族群的迁徙、融合、变迁,不是一般大传史书的文字所能覆盖的。搜捡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家谱书写、祭祀仪式、经书史籍等“历史记忆”,或许我们能够从这些“少数”的记忆中,获得一些“修补”大传的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早已“定论”的历史本质和形成过程。至少,《指路经》“路标”般的指引路线,在时空上唤起彝民族的遥想和追忆,在一次次葬礼中“溯源”六祖分离后的迁徙过程,寻找一段记忆和风雨岁月。
 “历史记忆”和《指路经》所谓“历史记忆”,就是“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注: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历史记忆追寻和突出的是民族起源,认同的是以各种典籍形式记载和流传的民族历史以及在各种仪式中被一次次升华的民族情感,追寻的结果是本民族与它民族的区分和边界。《指路经》是在彝族丧葬仪式上毕摩念诵的经书,是以经籍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指”即“指导”、“诱导”,“路”即“阴路”、“归路”,《指路经》就是指导灵魂回归祖界所历阴路的经书。在彝族原始的宗教观念中,“人死留三魂,一魂守墓地、一魂进祖灵、一魂归俄咪(祖界)”,亡灵回归“俄咪”的路,高山河流、城镇平原、神魔鬼怪、愁云惨雾,充满了坎坷艰辛,亡灵在毕摩的指导下,斗妖魔、跨河流、除尘念,一路走,一路看,一程一站,从亡人住地顺利回到祖先居地。之所以要“原路”回归祖界,目标明确和路线指认,强调的还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纯洁性。透过丧葬气氛的悲郁,毕摩诵经的抑扬顿挫,跟着亡灵走,就走出了一条彝族祖先的历史之路,毕摩每念诵一次《指路经》,就开启了一段历史记忆。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重复”、“编织”、“诠释”,使得彝族的历史传统不断的延续,在经书中“寻根”,在这棵“六祖分支”后经过风风雨雨,枝叶茂盛,伸向四面八方的参天大树下,迁徙各地漂流他乡而顽强生存的各支系,从而获得了“本是同根生”的意义。尽管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而逐渐变得模糊的“根”。毕摩念诵《指路经》是送亡灵回归,我们阐释《指路经》并不一定是对古代典籍抱有极大热情,而是为了唤醒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并试图使宗教、民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能够呈现“思想的连续性历史”(注:葛兆光:“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正是我们追寻彝族“连续性历史”的“固有思想资源”之一。
《指路经》与族群认同 彝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很多学者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巴莫曲布嫫认为,彝族的认同主要是几个核心“符号”所建构:一是阿普笃慕及六祖;二是家支宗法制度;三是毕摩文化;四是语言与文字(书同文);五是支格阿鲁。(注:巴莫曲布嫫:《神图鬼板与仪式象征——凉山彝族巫祭造型的文化传承之考察》,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伍嘎则认为,彝族认同感应该从八个方面来认识,“一、创世故事;二、洪水泛滥;三、阿普都木;四、六祖分支;五、彝文创制发展;六、毕摩的功能;七、指路引魂经典;八、黑白文化和等级色彩。”(注:伍嘎:《彝族认同感的发现与再发现——对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文献中有关认同感的叙述之比较研究》,第二届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指路经》是彝族“六祖分支”后筚路蓝缕的迁徙史。这段用典籍文本构筑的历史记忆空间,和绞杀平民性格的官修史书不同,以仪式行为的方式转述家支族人的迁徙历史。这是家支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形式保存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强有力地区分出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时空,也因历史原因与祭祀仪式使典籍具有了双重特征:宗教传说和历史事实。但既是宗教典籍,《指路经》在产生之初就难免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其在流传过程中又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有许多增删,这尤其表现在山川河流名、地名和仪式内容上,它与真实的历史必然有着一定的距离。不过,重要的不是《指路经》所反映内容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而是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深深地印刻在各地彝族民众的脑海里,从而凝聚起彝民的族群认同。在一定的意义上,族群认同更强调的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注: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表达的正是彝族生死不离族体的族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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