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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主义、民俗消费与现代民俗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民俗学学术沙龙第1期
  作者:陈映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7-11-15 | 点击数:4694
 


  民俗主义、民俗消费与现代民俗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民俗学学术沙龙第1期

  时间:2007年11月10号
  地点:浙江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

  主讲人:陈映婕博士

  主持人:陈华文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一种文化现象得到普及并成为社会时尚,其中很多与民俗有关系。但是这些民俗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和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民俗,而是被重新开发、建构、再造的民俗。比如,民俗观光旅游、民俗旅游纪念品、民俗商业街、土特产商店、诸如西瓜节、火腿节等新民俗节日,以及民俗餐馆、民俗表演,还有大量方言类节目在大众传媒领域的出现等等。“民俗主义”(folklorism)的概念由此而生。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在1962年率先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民俗主义”即用“第二手的”,经过加工处理的、甚至是重新发明出来的、所谓的传统风俗去吸引外地游客,主要是为了本地区的文化宣传,很多与政治权术和经济利益挂钩。继他之后,德国另一位民俗学家海曼·鲍辛格继续深入研究了民俗主义,认为民俗主义是对过去传统民俗的利用,是现代文化工业的副产品,表现了民俗的商品化以及民俗文化经历第二手加工的创制过程。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民俗主义的重要问题就是民俗主义产生的原因。德国民俗主义的产生是基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快速变迁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德国在二战后恢复重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出现了消费文化商品的热潮。民俗主义现象产生基于以下的社会心理功能:其一,新民俗提高文化的透明感和认同感;其二,提供了安全感、稳定感和世界的多样性;其三,提供了民族文化自信和大众回归感。

  美国民俗学加深了对民俗主义的学理研究。阿兰·邓迪斯怀着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所谓“伪民俗”的出现,并认为与其抵制之不如包容研究之。本尼迪克特提出的“本真性”(authentity)问题,指出了传统民俗在真实程度上的相对性,是研究民俗主义的标志性成果。她认为民众为了维持和活化传统民俗而进行对传统民俗的有意识加工和重新回顾,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真和伪往往是相对的。

  在亚洲的日本,随着本国相关社会现象的出现,在上个世纪也进入了对民俗主义的研究。如日本民俗学家八木康幸以民俗主义的调查个案著称,如《故乡的太鼓》和《求雨龙的再生》,均将把“故乡”定义为由学者、官方和民众一起努力创造的、进行文化展示的多元空间。中国的相关研究还处在一个引介的初级阶段,李扬、西村真志叶、王宵冰以及杨利慧等学者对此己有一些关注和涉及。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陈博士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与补充研究。第一,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是民俗主义产生的新文化背景,消费社会当中的民俗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民俗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行为与过程。消费视角可以成为对延续民俗主义研究的另一切入点。新民俗的生产与消费是同一个文化过程的两端,相互建构。消费社会为民俗主义提供了可行的经济背景和发展空间,而民俗主义为消费社会提供了新的文化发展方向。比如,泼水节已经变成了可以不断复制的“物”,成为等待被消费的文化商品。第二,消费社会的概念主要来自后现代哲学和社会学中的现代消费理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轴心运转的、物质过剩的社会。

  这一社会形态与现象毫无疑问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在中国是否具有这种具有普及性消的费社会状态呢?中国混杂着多元的社会文化形态,理论上讲,既有前现代性、现代性还有后现代性,消费也相应地存在三个形态,小农经济、初级商品消费和消费主义。中国的消费社会尚处于萌芽状态,城镇居民是消费社会的主体,即民俗消费的主体。对于现代民俗的消费实践是消费社会中民俗主义的集中体现,典型的如民俗旅游。都市民众往往对于旅游地存有单纯、原始和质朴的主观想象与浪漫情结,距离感和神秘感驱使民众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远方情结。同时大众媒介在其中又扮演了一个创造象征性消费的重要角色。对于当下出现的这些新的民俗现现象与文化问题,如何研究现代世界中的民俗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论题。我们不应再使用“真与伪”“一手和二手”等具有价值倾向性、二元本质主义的机械划分法,将之排除在传统民俗研究的范畴之外。我们要做的是引介、借鉴、启发和反思现在的研究现状。首先,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共性,类似文化研究的出现基于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变革;其次,各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似文化现象,也有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个性特点,研究时忌生搬硬套。

  陈华文教授针对这个课题指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观点。首先,应该肯定民俗主义与消费存在一种关系。但是消费社会、消费民俗与民俗消费等概念的界定有待明晰化。民俗消费既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是一种习惯模式性的消费,虽然形式和内容改变了但是还是习惯性的消费。实际上城镇、尤其是乡村居民才是民俗消费的主体;而消费民俗的主体才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其次,民俗的发生有一个特定的时空性,被创造出来的民俗的不真实并不表明民俗本身的不真实。再次,新民俗概念的问题是否合理,民俗是生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会有变化,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它并非传统也非现代。刻意地加以区别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很多民俗在不同的时空中,脱离了原初的情境而表演的,具有观赏性的,常是增加了现代人的想象、编者的想象,使之更加完整和具有观赏性,于是人们称之为现代民俗。但是生存在生活当中的民俗是无法用新旧来区分的,这样的说法只是在研究时便于区别。

  杨和平教授提出了用民俗主义的研究观点同样可以用来研究音乐,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研究命题。李震博士对民俗消费和现代民俗的特定时空环境进行了剖析,以人类学的发展为例,说明内心寻根和怀旧的魔力致使广大现代人的心理走向,甘愿群体性地从事这一行为,生存环境与异文化的区别让人们找到了一种本性的回归。宣炳善博士指出民俗消费可以与另一个术语相比较,即民俗体验,为了寻求内心状态的满足和充实,民众选择让自己作为一个参与者来参与文化过程,并指出传统民俗扮演了一种人性疗救的功能,将民俗体验转换为一种体验经济的结果。

  此次沙龙为学者们提供了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为广大研究生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和理论架构的生动的一课。
 

  文章来源:浙江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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