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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为世界瞩目，对于中国发展的实际该如何看待和解释，涉及一个学术话语和学术话语权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开始，笔者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学术话语权”等相关问题采访了郑杭生教授。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离不开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记者：国际学术界正在热议“中国模式”，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郑杭生：谈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学者和人士的确日渐增多，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对中国地位日益上升的一个印证。如果说以前，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多半还限于媒体记者、一般学者，那么现在，世界著名学者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目光和注意力转向甚至集中到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上。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转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在我看来，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讨论离不开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视野。我们通过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巨变的研究，在“实践结构论”中提出了社会学的二维视野，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代中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这种二维视野也体现了我们一贯主张的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要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道路，既要立足本土也要超越本土。我们从不赞成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的两个极端，即主张纯粹本国经验的国粹主义和主张一切照搬的全盘西化。
正如我们都看到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领域。当代中国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和吸引力。
说到“中国模式”，“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概念，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经验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是指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发展的道路或发展经验。要真正理解中国30年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在具体的讨论中，我更多的是采用“发展轨迹”这个更为动态的概念，从全球视野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它所经历的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
关于“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所谓“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经历和过程中，所获得的有自己特点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定模式和类型奠定了基础。“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实践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学术内涵上显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曾经对“中国经验”做了一些具体的思考和探索，从社会学角度给予了几点解读。
“中国经验”的五个方面
记者：您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经验”做了哪些解读?我注意到在您的著作、论文和讲座中，对“中国经验”的本质、形式等进行了解释和讨论。您能够对此做个介绍吗?
郑杭生：我曾经从五个方面对“中国经验”进行了探讨和解释，即“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实际轨迹、推进形式、实现途径和前景展望。
关于“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我认为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也就是说，“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30年来，“中国经验”的实际轨迹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过程。其中差不多20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是对我国以往初级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和提高，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之点。初级发展与科学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经验”的推进形式，是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探索”。“自上而下”方面，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央层面“中国经验”的几个标志性里程碑之一。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在制度安排的公平和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这些构成了城乡基层社会和社区层面的“中国经验”。还要强调各种“地方经验”，它们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连接点。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看到了“地方经验”从中间层面对“中国经验”的贡献。
至于“中国经验”的实现途径，表现为“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是与“行政制”密切结合的“单位制”的弱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所有这些促使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正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起和谐、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这一探索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开辟了实现途径。
说到“中国经验”的前景展望时，我想必须对人类的普遍困境与中国的特殊挑战同时进行两面应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地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中国特有的挑战。我从社会学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归纳为六个方面的特殊挑战：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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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9-9 15:25: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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