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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钧]穷搜百代 以竟厥功
  作者:葛维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7-20 | 点击数:10367
 

 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写《蔗糖史》?《蔗糖史》是怎样写出的?



  [编者按]近期,季羡林先生的名著《糖史》更名为《蔗糖史》,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新版由季羡林先生的学生葛维钧撰写了长篇导读,对《蔗糖史》的写作动机、方法和内容作了深入介绍。现应本报之邀,葛维钧先生在导读基础上修改而成此文。今年7月11日是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谨以此表达对季先生的纪念。

 

一部研究文化交流的著作

  《蔗糖史》初版时名《糖史》,由于书中所讨论的糖类以蔗糖为主,故在出版单行本时改作今名。

  《蔗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用季羡林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两部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最完整的、其量最大的专著”。若于两者再做比较,则前者的篇幅明显巨大,长80余万字,在后者的三倍以上。《蔗糖史》的撰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第一篇论文发表(1981年),到第二卷“国际编”出版(1998年),前后达十七年。十七年间,季先生做了门类不同的各种研究工作,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难以数计,但《蔗糖史》的写作,对他来说,却是念兹在兹,曾未释怀。收集材料,撰写部分章节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大图书馆内查阅典籍,收集资料,除周日外,“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此书用去了他多少精力,我们很难想象。无论如何,如果说《蔗糖史》是他一生中凝聚了最多心血的浩大工程,当不会错。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会拿出如此巨大的精力写一部关于糖的历史呢?事情的开始似乎有些偶然,尽管深想起来,也有其必然性在。季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欧洲众多语言中与糖有关的字皆源出于梵字SarkarA和khaNDaka,于是便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认为欧美原本无糖,糖最初来自印度。后来,一张写有印度造糖法的敦煌残卷落入他的手中,其中的汉文糖字,竟然也是SarkarA的音译“煞割令”。残卷的解析,使他进一步看到了以糖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传播。数十年专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如今发现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竟会“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季先生对于它的兴趣,自然也就浓厚起来。以后,随着眼界的扩大,他的“兴致更高”,遂于“怦然心动”之余,发愿考究糖的历史,并最终完成了《蔗糖史》这部煌煌巨著。这或者就是注定,就是上面所说的必然吧。

  事实上,关心世界不同地域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注意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一向是季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方面,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关心则表现得尤其殷切,尤其热情。在他看来,人类的不同文化之间是非常需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无论近在邻邦,还是远在殊俗,只要有了这种交流,那里人们的生活就会出现进步,获得改善。食糖从无到有,到成为日常必备,其制作技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正是说明这一事实的显著例证。季先生希望,通过糖史的研究,使人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从而鉴往追来,增强同呼吸,共命运,互依互助的意识,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文化交流并不总像我们今天看来那样,是一种多少自觉的文明往来。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互相了解长久缺乏。即使到了近代,在交往已经相当频繁的东西方之间,依然如此。这种缺乏,轻则荒唐可笑,流为谈资,重则岭树遮目,产生隔膜乃至敌视。比较之下,东方人的表现稍好;而这稍好,却也有其不得已处。印度沦为殖民地达数百年,印度人不得不以惊魂面对挑在枪尖上送来的西方文化。中国人则是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后,痛感弱国的屈辱,方才认识到万里之外,也有应该学习的知识和真理。自此始有众多的志士仁人踵接于西行“求法”之途。向“非我族类”学习,也只是说来容易。理论上,体用分家从未停止其绊脚索的作用;实践上,渊源殊异,睹面不识,否则不会有严几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叹。然而,正如季先生多次说过的,中国人愿意学习。这种学习精神,集中体现在鲁迅先生对于“拿来主义”的强调上。在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半个世纪以后,季羡林先生又提出了“送去主义”。两种“主义”的目的,都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往来,以利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共同繁荣。“拿来主义”提出数十年后,我们还在不断地拿来。“送去主义”的卓然成就,恐怕也要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之后,才能见到。20世纪末,季先生创议并策划出版“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是他为实现“送去主义”而迈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不久,《蔗糖史》第一编纳入“集成”首批论著出版。这意味着,作为倡导者,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他仍然身体力行,坚持站在这一长久事业的起点上,亲为发轫。

  阅读任何学术著作都不是轻松的事,《蔗糖史》也不例外。它是一部内容涉及广泛,讨论问题复杂的鸿篇巨制,论证所用的资料异常丰富。季先生自己也曾担忧它是否好读。他把自己这部著作形容为“原始森林”,担心它“林深枝茂,绿叶蔽天,人迹不见,蹊径无踪,读者钻了进去,如入迷宫,视野不能展开,线索无从寻求……”为了帮助读者顺利阅读此书,出版社同季先生商量,希望在这个第一次以单行本面世的版本中,附一导读。季先生欣然同意,并把事情交给了我。写导读我是没有资格的。《蔗糖史》两卷我虽读过,但绝不敢说已经掌握了它的所有内容,透彻理解了它的种种意旨。读一部广博精深的书,固不必等到自己也具备了同等的学识。但是,学力不逮却强充解人,便难免自以为是而逞无知妄说,结果反会乱人耳目,陷读者于歧途。退一步讲,即使侥幸而无大错,仍不免引导其名,胶柱其实,原著中灵动的才思、潜藏的智慧俱遭埋没,固有的价值也会因而受损。想来想去,比较合适的,还是写一篇读书笔记样的东西,作为一个早读者,在阐明季先生的研究动机以后,简要介绍我的所见,比如说,他的研究方法和书的若干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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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7月1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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