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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首先需要加注的是，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作者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其次，这篇原题为《1981-2004：文化的伪饰与还原》的文章最后被冠以“撒娇史”这样矫情和暧昧的标题，完全是基于我们对形形色色的所谓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偏狭的民族主义的不屑，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个词，揭示了这种杂芜的文化价值观的虚弱本质。
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三者不仅构成了所有批判张艺谋观点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20年来当代文化走向病态的潜在逻辑。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隐喻)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秘匙。
这种“粪便-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分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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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新周刊 2010-06-30 06:00:1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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