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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想，对云南和顺古镇的好印象，多少也因了我们抵达该处的时间。当时天刚破晓，我们应当是第一批游客，该镇尚保持着一份宁静。而我们最先见到的镶在古镇边缘的旅游设施，也因了这宁静而令人可以从容观赏——那一组建筑确像是经了精心的设计，以至我们竟忽略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古镇，以为该地的精华尽萃于此。我相信我的同伴们大多并没有走进那镇子。他们在看过了旅游设施和作为古镇招牌的图书馆之后，就以为完成了这次的和顺之行。
那间中西合璧的图书馆的确罕见;在中国的乡村地区，甚至显得过于奢侈。当然我们明白和顺是“侨乡”，有“侨资”对于文化事业的支持。其他许多地方的乡村，至今尚难以拥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我们其实并不知晓该图书馆被镇里居民利用的程度。在游客纷至沓来之后，它尤其不大可能继续供该镇居民静心阅读。
2000年春到江西抚州的流坑时，其时已在旅游开发，村外有新竖的牌坊，上书“天下第一村”。但或许因地处偏僻，又宣传不力，至少我们驱车前往的那天，游人寥寥。商业设施有限，也因此村子保存完好;那些明清官宦人家的宅第，无疑是明清民居中的精品。所记得的当天与旅游有关的节目，是午后的傩戏表演，场地简陋，风味朴拙。
回到北京，所写关于流坑的印象中，就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未受破坏：
“这村子令我感动的，更是流荡在古老建筑间的活的人生的气息——进门处有米柜，农具靠在墙上，板桌上、天井的水池边，是刚洗过的青菜。今人与古人，前人与后人，那些富有而显赫的人物，与他们的农人后裔，俨然共享着同一空间。只要想到在这些老房子中每天以至每时都会发生的相遇与‘交流’，想到你随时可能与活在另一时间的人物擦肩而过，无论如何是一种神秘的经验。较之午后的傩戏表演，这些实物与尚在进行着的日常生活，或许更有民俗学的价值。”(《走过赣南》)
十年后所见婺源的李坑，旅游业当用“火爆”形容。出售旅游产品的摊档，由村外直排进村里。村中的主路两侧，店铺密布。与村民交谈，得知为开发旅游，村里贡献了170多亩田地;每人每月付给100元钱作为补偿。旅游收入，政府与旅游公司拿大头，村民所得往往不到百分之十。由旅游开发中受益的，如村口的店铺，一年可有几十万元的进账，其他店铺则大大低于此。不临街的村民，由店铺代售农副产品，获益有限，仍然主要靠务农、外出务工维持生计。
虽春寒料峭，村外的油菜花却已残了，零零落落。据导游说油菜花盛放时，不但游人填街塞巷，且排满了田埂。我们到的这天，村中也游人如织。尽管已划入江西，婺源属古徽州，此行算是圆了看徽州民居的梦。婺源显然十足有打造“景点”的自觉。动身之前，你已听熟了央视旅游广告中的那一声“老家”，以及接下来广告词的“江西婺源，梦里老家”。沿途所见民居，形制经了统一规划。在我看来，崭新的粉墙黛瓦固然悦目，老旧房舍白墙上的水迹(霉迹?)，却也像是另有一种水墨画的笔意。
或许因来去匆匆，未发现婺源将朱熹作为“品牌”。此公参与并主导建构的思想体系，与老百姓的关系太间接，显然不能如李坑村、晓起村的可供亲近。来婺源的途中经过鹅湖书院，只见门庭冷落，细雨中一派凄清。
一条商业街，店铺密匝匝排开，像是已成这类“景点”的标准化设施。几年前去上海附近的朱家角，尚未进入，即觉商业空气扑面而来。后来与两个陪同的女孩迷失了道路，走到了游览区之外的僻巷，瓜棚豆架，几个老人临流(水渠)而坐，悠然地打牌，如汪曾祺小说中的一景，不禁心动。
游人很少有机会、往往也并无愿望走进村镇深处——那里有仍在进行中的“日常生活”，与商业街上的一派喧闹像是无关。白日的喧阗过后，夜晚的村镇或重归阒寂，找回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那些提供食宿的农家，没有收住过多的客人的话。
面对这类“开发”，我会想到沈从文的那篇《建设》，心情复杂。“建设”、“开发”都是好词儿，很正面，只是要适度、合理，方“可持续”。在与地方政府、旅游公司的博弈中，村镇居民多半是弱势的一方，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其实不知道旅游开发而不改变当地的社会环境、生态，是否可能;既让当地政府与居民由“开发”中受益，又不强行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发”该如何进行。也应当承认，借助于这类“开发”，增强了人们关于老房子、古村镇价值的认知，有了保护的意识。只不过吊诡的是，不“开发”，老房子、古村镇固然会在“自然过程”中死去，“开发”却有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不过是另一种死法。在和顺、李坑都听到了村镇居民的抱怨：既不允许改建，又不补偿维护、修缮所必要的经费。生活在那里的居民，至少在理论上有支配自己的房产、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他们未必都情愿将自己的生活作为用以展示的“文化遗存”。
写了上述文字之后，我得说，我自己也在人流中，是惊扰了当地宁静的游客中之一人。边游边大发感慨，是否有一点虚伪?
2010年4月
文章来源： 文新传媒－文汇报 2010-05-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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