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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黄仁宇的历史观点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历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低能的士兵、勾心斗角的官僚和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因此他要寻找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的最后答案也许真的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但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与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一样，前者由于身在此中、后者由于无法重现而又同样得到加强，因此我们恐怕谁都不能肯定地说：哇！我找到了历史的真相。
不久前还在一篇文章中建议，无论是否畅销，三联书店的《黄仁宇作品系列》中，还是应该列入他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因为作者“大历史”的落脚点恰恰就在这里。人们读了他《关系千万重》、《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会被他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故人旧事的叙述所吸引，轻而易举地被他牵着鼻子，进入《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但是走到这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终于发现，现代的问题，也许必须从五百年前说起。
我显然低估了出版社的见识，因为没过多久，这部学术著作就已经摆在案头，同时还有一部作者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问世。就一般读者而言，他们会觉得两本书风格迥异，一本是叙事散文，可以轻松读下去，而另一本则是被材料和“数目字管理”起来的，即使是历史学家而非明史或经济史专业的学者，也会只光顾那前者，而感觉后者的确不忍卒读。其实在黄仁宇那里，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无论对明代中国还是对宏劾返目捶ǎ加胨纳钐逖橛兄苯恿怠？
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讨论，联系到史家个人和借以构建历史的史料中的主体因素，已经讨论了大半个世纪，故有克罗齐一切历史为当代史或科林伍德一切历史皆思想史之说，到后现代史学则通过文本批判等等推向极至。常有人指出，中国史学历来有“求真”的传统，固无疑义，但无论是追求实证性的考辨还是“秉笔直书” 的史德，都不怀疑总体意义上的史料的客观性，也不考虑即便是“良史”也有可能存在内在的局限性。这使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有学者针对宋元山水画的议论，认为北宋山水画表达了画家的一种“无我之境”，把个人的情感隐含在对自然的描绘之中，而不试图通过画面内容的安排，把这种情感直接外露地表达出来。而到宋元之际，画家强调的不再是描述对象的细节真实，而是把重点放在传达个人的情感心绪之上，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不是画家所要表现的最终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因此进入“有我之境”。
如果仅从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的著作中是很难看出他个人独特经历的影子的，因为凡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冷静地对待他的研究对象，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学科规范”。这倒不是说研究者故意要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总会有自己独特的考虑。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不过是从学校到学校，像黄仁宇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人本来不多，而有此经历而后又转学历史，并把亲身体验与研究课题结合起来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但人们自以为平淡无奇的经历并不会“润物细无声”地潜入自己的历史思维，恐怕也会大错特错。我们有幸读到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的传记，知道了历史撰写背后的许多故事，也有幸了解了黄仁宇直言不讳的自白，对那些史学专著的审视，恐怕也要多几重视角，这也许便是人们倡导“重写学术史”的原因所在。
黄仁宇并不避讳“有我”。他的《黄河青山》、《地北天南叙古今》讲了许多抗战期间在前线的遭遇，讲了战后他在东北甚至在日本涉及停战问题的经历，战争前后是他的回忆的重要主题，他所谓“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主要就是指这个战争经历。甚至这个经历延续到他在美国读书和教书的生活中。按他所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潜水艇三明治”，的确是他亲身的体验再加上他后来治史学的结果。其结论即“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确有其自圆其说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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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10-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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