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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1-10 | 点击数:12131
 


  摘 要: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的社会性热潮。在指出了古村镇热潮的全球化、都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以及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古村镇的热潮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动向,反映了都市居民对于“乡土中国”的眷恋,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文化“故乡”的重新认同。此外,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以及在旅游开发条件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关键词:当代中国;都市化;古村镇;再发现;文化自觉

  作者:周星,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日本爱知 441-8522

 

  在经历了长达30年之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代中国,各种新的社会与文化动向非常活跃而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动向既是已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在当代中国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结果,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新发展与变迁的方向性。近年来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以下简称“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正是上述无数社会与文化新动向中的一种。本文拟对古村镇热潮的大背景亦即都市化的发展,对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以被“再发现”的意义,对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等问题予以初步的述评。同时,还将对古村镇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运动及旅游开发条件下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正在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一、都市化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中国学术界对村落或乡镇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方面是以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研究最为著名和最具影响力。学者们关注村落或乡镇,主要是因为村落或乡镇一向被视为中国社会之基层社区的典型单元,因而对村落或乡镇进行深入探究,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或文化之最基础的部分进行解析。“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1]。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村落共同体”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者们最重要的观察对象[2] [3]。

      尽管新兴的古村镇“热”未必和上述学术界的关注有多么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学术界持续性地调查与研究确实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先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进而在全国各地均普遍地兴起了关注古镇和古村落的社会性热潮。古村落与古镇的价值与魅力,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被全社会“重新发现”的过程。
  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和所谓“文化人”的“寻根”与“采风”实践、乡土建筑传统的价值逐渐地得到重新的评估、草根或民间民俗文化的陆续回潮与复活、与古村镇有关的书籍画册或出版物的不断涌现[4] [5]、各类大众媒体(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持续不断地聚焦古村镇、地方乡土的或古村镇的风情纪录片的广泛流行、各级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名村(镇)”的命名和认定、全社会崇尚怀旧的思潮与乡愁情绪的蔓延、古村落与古镇“自助游”的异军突起(最近,更有大量图文并茂的自助游手册或指南之类陆续问世)、新兴的城郊型“农家乐”与“田园行”观光模式的出现,特别是还有近年来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动向都和本文所谓古村镇的“再发现”密切相关,说明有关古村镇的热潮确乎已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醒目、不容忽视的文化发展趋势。但由于它的深刻影响远远地超越了学术界的边际,目前,我们尚很难以给它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否定“传统文化”、把它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因此视其为革命之对象的话语体系。甚至“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这类以“传统”为革除对象的最为激进的又一轮社会实践。这个话语体系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余脉不断,如把以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它是“沉重的”、“封闭的”和“狭隘的”,因而也是需要“变革”的[6]。但是,那些曾经给人以“封建”、“落后”的印象,甚或作为“负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成为“破四旧、立四新”之革命对象的古村镇及其民间的各种乡土文化,如今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甚一日地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变成了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变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可供欣赏的景观和需要予以发扬光大的传统,其间的转变即便说是天翻地覆也不为过。

  对于全国范围的古村镇“热”背后所涌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动向,我们还很难一下子就作出详细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但无疑,它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有日、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和初步富足、人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7],市民社会的闲暇生活方式逐渐确立[8]、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等一系列大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围绕着古村镇“热”的社会动向与文化趋势,基本上可以用费孝通教授所提示的“文化自觉”来概括[9]。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古村镇之价值和魅力的全民性的“再发现”,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一个全民、全社会逐渐实践“文化自觉”之伟大过程的重要侧面之一。“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拥有“自知之明”,明白和了解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并不带有任何“复古”之意,所谓“自知之明”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便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自己文化的自主地位[10]。由于古村镇的“再发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即以村落、村镇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因此,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颇为合适。

  古村镇常被人们视为一种新兴的观光旅游“目的地”,这其中伴随着观光与旅游开发等表面性、功利性以及经济性的动机。诸如“民族风情旅游村”、“民俗文化村寨”、“民俗旅游村”[11]、“历史文化名镇(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等,各种各样以古村镇为基本资源、同时也以古村镇为目的地的旅游开发项目正层出不穷,它们确实为全社会关注古村镇的“热”潮增添了很多动机和动力。我们可以从古村镇旅游的大规模开发热潮中,窥得当代中国因为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动态。古村镇所在的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也把古村镇的开发看作是提升地方知名度,增强地方竞争力,型塑、建构甚或突出地强调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路径。根据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调查数据,截至2007年11月,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过8000个,在这些“亿元村”中,除了各具特色的种养业、生态村建设、农工商企业集团、城郊型经济等之外,“古村文化开发”也被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此处所谓古村镇的文化开发,最为常见的路径不外乎是发展古村镇的旅游及相关服务性产业。显然,如果把旅游观光看作市民闲暇时间增加之后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消费,那么,古村镇很自然地就成为了此种文化消费的对象。

  在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急速和大面积的普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眼下仍有户籍制度、收入差距等城乡之间的壁垒存在,但在国家的都市化进程中,很多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至少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走向了式微。乡镇企业的大规模成长、小城镇建设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全面开花[12],加上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已经和正在使全国各地的村落、乡镇的村容镇貌日甚一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3]。例如,著名的华西村、向阳村、江村都可被看作是村落传统风貌已不复存在的“现代化”了的例子。那个曾经反映了中国社会之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已初步趋于解体,它渐行渐远地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以“除旧布新”为基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那些尚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痕迹,生活节奏从外部世界看来依旧悠然舒缓的古村镇,一方面是迅速地解体、凋敝和消失,日渐变得稀缺;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开始逐渐地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古村镇曾经负载或内涵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分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其深植于中国农耕文明土壤的儒教式(农商、儒商、儒农)“耕读”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理念、天人和谐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14]、恬淡而平和的民居乡情和生活态度、与风水美学密切相关的田园环境和乡村生活形态等,几乎被中国人淡忘殆尽的文化及其氛围和记忆最终是在中国社会日益走向都市化这一大趋势的背景下,不断地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并不断地得到了各阶层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的认同。有趣的是,此类“发现”常常需要来自慧眼识珠的“外人”视角的刺激,远的如美国学者洛克对丽江的发现,德国建筑学家布鲁诺・塔伍特对日本“合掌式民居”的发现等,近的如画家陈逸飞对周庄之“美”的发现,日本建筑学家青木正夫对陕西党家村民居“瑰宝”的发现,以及湖南省文物局的“湖湘发现之旅”调查组不久前对省内新田县谈文溪村和龙秀村等古村落的发现等[15] [16]。眼下,此类发现或再发现,似乎仍在中国各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和深化之中。

  古村镇价值的“再发现”,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众以村落及乡镇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正面形象。古村镇的魅力、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夕阳西下却又无限美好的乡土文化及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就日渐深受人们的流连与眷恋,并日益被视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故土”或其流脉连绵的源泉,进而成为依托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新的国民文化的基础性的依据。特别是在丽江(大研镇)、平遥等古城(镇)和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先后经国家申报被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古村镇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世俗的意义上,古村镇目前确实是正在日渐成为观光客的文化消费对象,成为古村镇所在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成为都市市民或准市民们缓解社会竞争压力、排遣焦虑心绪、获得精神慰籍、发思古之幽情、转换生活节奏和“充电”“加油”的一种文化设施或社会装置。但在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古村镇既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也是乡土社会之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们还是“传统”与“历史”有可能得以再生、再现与再体验的场所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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