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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州学派”只是一个由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研究旨趣比较接近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它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多元化的，它未来的发展也尚未确定。因此，不能依据“加州学派”个别学者或部分学者的观点而轻易地对其整体进行褒贬评说。
从“加州学派”的组成看，目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只是该学派的一部分学者，如李中清、王国斌、彭慕兰、李伯重、安德鲁·贡德·弗兰克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在近年来陆续以中文形式发表，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加州学派”学者有待为中国学界了解。如杰克·戈德斯通、万志英、王丰、康文林、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马立博、杰克·古迪、阿布一卢格霍德等。
从目前以中文形式出版的“加州学派”论著而言，其研究的时段大体集中在15—19世纪，即与近代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一个历史时期;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生态、生产力、货币、人口等几个方面;其整体架构大多采用了宏观视角的中西比较。然而，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并不罕见，如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就从1700年一直延伸到2000年;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用大半的篇幅阐述政治体制、阶层分化、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于经济近代转型的影响。而在那些尚未被译介到国内的论著中，不同的研究取向更比比皆是：如杰克。戈德斯通非常强调文化差异对于中西历史分野的影响，【15】万志英和马立博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都选择了微观的区域视角，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其论著中时时有所体现。【16】
另外，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也十分明显。如同是对于世界体系的研究，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可以上溯到13世纪;【17】安德鲁·贡德·弗兰克则认为对于“现代世界体系”进行界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将1571年马尼拉城建立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18】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以及对于相同史实的不同评判标准。
又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欧洲得以实现经济近代转型的决定性因素，而杰克·戈德斯通则持不同意见，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与勃兴：对于“西方崛起”与工业革命的重新思考》一文中，他逐一反驳了彭慕兰的论据，并提出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资源的获取，而是取决于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将能源“聚集”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技术。而对于彭慕兰和杰克。戈德斯通的“单一因素决定论”，王国斌则表示不能赞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他全面地追溯了围绕着中西历史分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其整部著作似乎都致力于再现一个宏大的经济社会生态，而非去探寻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 “决定性因素”。
另外，“加州学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著述风格也各有千秋。弗兰克被形容为“激情的吹鼓手”，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对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大过于对学术规范的秉持;王国斌、李伯重、彭慕兰等学者则体现出明显的历史学学术背景，但相比而言，王国斌细腻缜密，李伯重严谨扎实，彭慕兰思维灵动却似乎稍显偏颇;而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对于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方法的娴熟运用.使其著作更像是社会科学作品，对于习惯了史学方法的读者来说，或许会略显滞碍。
由此可见，就目前而言，要对于“加州学派”下一个整体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中国学界似乎应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学说和论著，并静待其未来的发展。
三、对于“加州学派”现有研究成果之几点意见
第一，“加州学派”许多学者的研究重心都集中在15—19世纪，使读者们很难看到前近代种种经济社会征象的来处和归宿。
虽然对于15—19世纪的强调，是服务于“加州学派”探讨中西方近代经济转型的总体诉求，但是历史学总是讲求时空脉络的构建，将15—19世纪单独剥离出来，不免使人产生“悬空”之感。在中国前近代经济社会研究方面，“加州学派”的确发掘出许多巧妙的视角和新颖的结论，读之使人耳目一新，倍感振奋。但每每读至近代转型开始，也就是原本携手同行的中国和欧洲逐渐分道扬镳之时，论述便戛然而止。使人不禁疑惑，前近代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发展，究竟都走向了何方?近代中国与前近代中国之间的承继和断裂究竟体现在何处?或许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够彻底，使得“加州学派”的观点屡屡受到质疑。因为“加州学派”虽然展示了发展中的前近代中国图景，而人们更加感同身受的却是近代中国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涣散，在经验上很难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境遇拼接在一起。因此，如果不在近代中国和前近代中国之间搭起实证研究的桥梁，“加州学派”的学说总是会显得意犹未尽。
第二，宏大的历史视角和单因素的比较使“加州学派”的历史叙述稍显粗糙。
“加州学派”目前影响较大的重量级著作，大多是对于前近代的中国和欧洲进行纵深的对比。在一个如此庞大的框架之内。要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人微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比较现实的处理方法是选取一些因素进行双向比较。然而，问题在于，一个运作着的经济社会机制绝不会是各种因素的简单叠加。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往往也会使经济社会机制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变异。而目前“加州学派”的许多论著就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中，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人口行为、企业组织、能源利用、市场整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但对于这些经济因素怎样影响了经济人的抉择，这些经济因素之间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经济生态，却涉及较少。以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商品市场的关系为例：在前近代的中国和欧洲都存在着这样一对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具体表征，以及构成这一关系的两个因素是怎样分合消长的，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的情况恐怕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目前“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用中时段的区域研究，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深描”手法，来弥补宏大叙事的不足。如马立博对于19世纪中期岭南地区社会生态史的研究，即展现了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制度、技术和社会组织是怎样相互调适，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社会运作逻辑;【19】万志英对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五通神信仰的研究，则考察了政局变动、货币制度、经济环境、生活水平、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是怎样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最后使得“五通”这个边缘的神祉变成民间广为尊奉的“五路财神”。【20】这种研究取向或许会成为未来“加州学派”的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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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2009-09-0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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