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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外国民俗学学说、理论的需要及这方面的历史经历
讨论现在的问题，需要追究历史，看过去之所由来。所以先读一读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在学习外国上走过什么道路。
1. 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探索
中国的民俗很早就发生了。在旧时器时代，人类集体在一起生活，就有共同的作法，也就有民俗。民俗可以说是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内容方面讲就是所谓文化。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一定有些行为、有些思想，行为与思想表现出来就有一定形式，再传播下去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模式，那就成为民俗。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主张两个人就有民俗。两个人对于某些事物的想法或者行动、作法采取一定的共同形式，就是民俗。用中国话来讲，三个人就有民俗，中国的“众”字就是三个人组成，三人成众嘛，当然时间要长一点，不是今天有两个学生在小亭子里面谈一些话，或者做一点什么动作，就构成民俗。虽然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因为还没有传承，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那就不算民俗，而只是临时性的谈话、动作。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俗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既然有了民俗，有了民俗这个现象，人的头脑就要对于民俗的一种理性思维，就要思索：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啊?不这样做行不行啊?用比较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有了民俗的行动，包括心理行动，就有关于这个行动的理性的认识、考察、判断这一类的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民俗的理论。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和理论探索从很早就开始了。商周依赖有了文字，后来有了许多学者的著作，著作里面就有着人们对于民俗的记录、见解，这就是萌芽状态的民俗学的学说理论。像《诗经》的《国风》部分，就是民间文学方面的作品，是那时人们民俗活动的表现。再比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很多关于古代仪礼方面的，关于人对神、人对人的关系的民俗的记载。这些礼俗主要是作为上层社会的一种礼仪来记载的，但是它们本自民间来，往往是民间先有这个礼，这个风俗，又被上层、官方提炼了，吸取了；另有一种情况，上面的礼下坠到民间来，成为民间的俗。在汉代的史书上，司马迁、班固都有过民俗的意见。应劭作了《风俗通义》，保存下来十卷，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较早的专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一些记载民俗的专书，像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是有名的书。虽然这些只是记录的文字，但都是属于民俗学史范围内的。以后中国的文献上，这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了。到宋朝，出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一类的专书，元朝也有这种书，而且连记载外国民俗的专书也出现了。比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当然，古人的观点同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比如班固是有名的史学家，他对风俗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去看的，把政治做为检验风俗好坏的一种标准。风俗有利于统治，他就认为是好的；反之，他就认为是不好的。这个观点可说是中国传统民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同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关系。那时的民俗观不是像我们今天重要对民俗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而是从政治、伦理需要上去衡量它，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实用主义观点。
就是说，中国在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产生之前，文献上就有许多关于民俗的记录，也有关于民俗的理论的考察，而且相当丰富，有些在世界上来讲都是比较精彩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乐书》等篇中对于民俗的见解)。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可以去看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为什么在这里讲对待外国民俗学理论的态度问题，要先谈中国古代的民俗学史呢?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民俗学，大多从五四讲起，好像我们以前没有民俗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民俗学、民俗的理论史是源远流长的。欧洲人讲民俗学史是从古希腊的历史书讲起，那么中国呢，从有民俗的记载、论述以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讲民俗学，从五四时期讲起，是由于这时它开始同世界民俗学接轨了，这个学科更科学、更完备了。当然，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起手何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2. 外国民俗学理论的先行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就现代意义的民俗理论的产生而言，我们是比较迟的，欧美比我们领先一些。世界上民俗学成为比较科学的学科，一般认为什从英国的汤姆斯开始的。从他当时发展那封建议用Folk-lore这个词的信，到现在一百五十年的民俗学史是比较严格的现代意义的科学史。欧洲及美国的民俗学会都是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成立的，我们是在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日本的民俗学比我们只早几年(就他们的乡土研究而言)。韩国同我们差不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
欧美的民俗学虽然在性质上跟我们的有差异，但是他们毕竟比我们起步早，而且在理论上也取得相当的成就，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正如在经济上一样，他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们叫他们“先行者”。
3. 五四以后向国外理论学习的情形
五四以后，中国民俗学如果从1922年《歌谣》周刊创立算起，到现在已是七十多年了。从那时起，我们在理论上主要是向外国人学习，特别是解放前。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是周作人写的，里面说搜集歌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文艺的，是为了我们的是个创作；二是学术的，实际上下面的解释是为了民俗学的研究。周作人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是在日本留学。他当时已经接触了一些英国的民俗学著作(他对英国人类学派理论的要更早)。他接触的这些“先行者”国家的理论，引发了他对中国的提倡和理论上的认识。《歌谣》周刊一方面登载的是歌谣，一方面登载的是讨论歌谣的文章，也登载了一些翻译的外国歌谣理论的文章，而且还请了一个叫伊凤阁的俄国学者做顾问。当时的这些当事人，除了周作人以外，还有沈尹默、刘半农，以及支持搜集歌谣的校长蔡元培，提倡成立“风俗调查会”的张竞生。这些人大多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或接受外国的学术理论。
就是说，在北大时期，我们的现代民俗学的开始是受外国理论影响的。后来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如此。中大当时从事民俗学运动的主要人物，有一部分是北大区的，比如顾颉刚、董作宾等；另外人，像何思敬先生，曾在日本学社会学，当时他接触了西方民俗学(主要是英国的)的东西。我编《民俗》的时候，就请他寄过一些文章，在理论上当时他还是走在前面的。中大民俗学会的活动也是受外国民俗学理论的影响。我们在杭州的民俗活动也经常接触外国的民俗学，同外国(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民俗学者也有来往。
总而言之，我们当时的民俗学理论主要是外来的。打一个比方来讲，我们小的时候，初学写字是从“描红”的。就是初学写汉字的时候，有一种印好的红字，小学生学写字就照着它描，叫做“描红”，就像小孩学走路，让大人拉着手走一样。也可以说，中国的民俗学理论，在新的出发点之下，是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在中山大学和稍后在杭州的时候，外国民俗学的主要范本就是班恩女士的那本《民俗学手册》，而且还翻译过一部分，其中附有欧洲的民间故事类型及问题格。从理论上来讲，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受的影响主要是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周作人也是一样。后来大家慢慢地从别的国家如法国、日本也受到了一些理论影响。
以上是讲，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民俗学处于“描红”阶段。在一种学说刚起步时，主要做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小孩子一开始不会走路，你拉着他走一走，或者他自己手摸着墙壁走，那是很的。有过这样的历史，我们也不必讳言，但是人总得长大，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还要他妈妈拉着手走路，上高中了还要描红，那就不行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民俗学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不是描红的时候了，对外国理论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不要随便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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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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