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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文化遗产及其认同问题成为当代重要论题的大背景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见证了外界对博物馆机构态度的转变。新近博物馆的数字化设备和全球化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藏品收集工作更加平稳高效，然而，它也破坏和忽视了区域特征及其文化。极为有限的资金使得满腔热情的博物馆学专家和人类学家们寸步难行。
在西方通过殖民化不断扩张的时期，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被那些鲜为人知的群体及其文化深深吸引。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的一切物质存在都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传统的东西。他们将之收集起来布置在私人房间里，或者是送到一些公共场馆中。这种收藏行动的持续进行促进了民族志与人类学的发展。
在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殖民化、资源开发和贸易扩张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收藏者。由于不了解偏远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他们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看法，即认为偏远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是低等的。与西方文明相比，非西方文明被看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被打上了“未开化”的烙印。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私人收藏还是官方收藏，都开始向公众开放。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欧洲博物馆发展的开端。
18世纪以后，许多博物馆在欧洲纷纷建立起来：大英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布鲁塞尔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5年，莱顿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7年，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41年，莱比锡博物馆建立于1871年。这些博物馆都是在一些先驱学者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19世纪的前25年里，“人们在异国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成为民族志博物馆研究的主题。
博物馆在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发展。在美国，巴斯蒂安、巴霍芬、梅因、摩尔根和泰勒等学者领导着整个学术潮流。威廉姆·克拉克于1818年在圣路易斯建立了第一个印地安人博物馆;紧随其后的是亨利·摩尔根，他于1843年在纽约对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收藏。在英国，在包括皮特—瑞弗斯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记录与查询》这本“科学家指南”手册于1874年出版发行了。1884年，人类学成了英国大学课程中的一门独立学科。1893年，普特南和他的助手博厄斯参与组织了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博厄斯强调内容准确具体的专题说明应该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在这一观念影响下，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旅行家和探险者的报道逐渐失去了科学价值。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田野调查者在墨西哥、美国西海岸、西伯利亚和南太平洋展开了有关的田野调查。
在欧洲，受杜尔干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术观点引领着人类学研究走上了功能主义的道路。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的建立就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欧洲的人类学者在收集藏品的同时，强调对物质文化、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等进行描述性的、功能性的和比较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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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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