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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几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艺术》一书，在当今逐步衰落的世界中，标示了一个全新纪元的突然出现。
近年来，时代的节奏在加快，风流人物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在席卷这一切的潮流中，新纪元的端倪则越来越清晰。
在层状的过去之上，又粘压上许多与时渐老的过往世事，不仅往日的沉积清晰可辨，而且每天新产生或蠢蠢欲动的事物还在不断地往上叠加，形成一条超越时间的丰富矿脉。
在我看来，这是同一个波动着的生存(existence)的两个时段，在这种生存中，现时总是不断从它古老的形式中剥离出来。
作为阅读一个时代的一本书，它只能见证一段变化莫测的历史;而作为改变时代的一本书，它还能在未来变革的田地里布下变化的胚芽。如果本《日常生活艺术》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是由于本书选择了激进的立场，突出了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对任何人来说，“我”的解放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发现这一点，即学会生活(vivre)决不是学会存活(survivre)。
60年代初我曾推测，我对自身主体性的分析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想法，它会在其它同类思考中引起共鸣，共同演奏时代的旋律，并以某种方式向时代强加欲望的调频。
当年我对一些人产生厌烦情绪并不出自无聊的推断，因为那种情绪笼罩着我的日常生活，要求我以灰暗的情绪去揭示其中的原委。但我更多的是预感到一种不断增长的兴趣，即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刻板的批评无法定义的，而且作为批评对象的生存条件也对这种热情作了否定。
1968年，对存活概念进行活体解剖还是一种地下活动，这时突然跨过了大众观念的敏感门槛。三十年后，人们的意识渐渐开放，开始接受视角颠倒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世界不再被看着一种消极的宿命产物，而是一开始就按照一种新的积极性(positivité)进行安排：即对生者进行认可和扩展。
暴力已经改变了意义。反抗者不余遗力地与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决心不再以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为武器来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这样一场战斗首先要毁灭投入战斗的人本身，让他蔑视自己的生活。显而易见，这种自杀性行为符合某种体系的逻辑，这是一个逐步消耗人世本质和人类本质以换取利益的体系。
如果说 “消灭剥削者”的古老口号不再在城市中回响，那是因为另一种呐喊已经取代了它，这是来自童年的呐喊，发自更为纯朴的热情的呐喊，并且表现出它的坚强毅力：“生活高于一切!”。
在砸破玻璃橱窗的同时，反抗者表现出对商品的拒绝，在1968年公开地突出了经济线的断裂点，这条经济线千百年来描绘着人类个体的命运。这种拒绝以人们通常对恐惧与无能的条件反射的形式，掩盖了反抗运动的真正的彻底性：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要在每个人都具有的生活意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让人们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
许多人则抓住这个时机，在争论中开辟自己的小商店，但他们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和商业主宰一切的机制彻底决裂。还有一些读者，他们在我对生活痛苦的分析中，在我试图摆脱这种痛苦的努力中发现了一个托词，为他们面对存活状态但不采取任何弥补措施而辩护。因为在此之前，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通过众多和苦涩的安慰曾经向他们掩盖了这种存活状态。
前者在恐怖主义战斗的语言大火中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颇有特色的新铠甲。然后在不放弃火灾式话语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进入官僚生涯，荣耀地参与到国家和市场中最佳的操作机制中去。
在60年代，经济变革扎根于社会生活，其后果到今天才逐步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能从这段空缺期(interrègne)中得到莫大的益处，这时过去的权力已经撒手而去，而新的权力又似乎力不从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消除主观性通常会带来的信誉危机，在“以全民享受为目标的自我享受”的基础上描绘一幅社会蓝图。
我们有三四个人赞同这一观点，分享这种“构建情境”的热忱。这种热忱，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生存状态的命运来体验。然而，这种热忱在它的要求中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正像生者那不可压制的进步和新的生态资本主义投资带来的利益所证实的那样。
当今世界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要比过去数千年中经历的还要多。希望本书所说的东西与目前形势的快速变化并不完全相左，它给我带来的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某种满足感，而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社会的例子，能让我看到某种道路，即从对生者公认的优先地位出发，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类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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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7-09-0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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