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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民族志学者以及出于各种政治、文化动机来华的美国人，就对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了一些记载与评论。这些记述可以看作是美国最早的有关中国妇女的论述，尽管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至今仍是国外学界研究中国妇女的重要资料。
20世纪60年代，在女权运动的背景下，美国兴起妇女史研究的热潮，呼吁将女性作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对象，以填补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空白。就中国妇女史研究而言，此一阶段的研究多关注中国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以及妇女解放问题，往往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塑造为“受害者”的形象，其中“缠足”、“寡妇守节”等现象被视作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抑的有力证据。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开始批判中国妇女被假设为受害者的预定前提，提倡对中国传统女性进行细致客观的本位分析。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和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主编的《中国社会的妇女》（1973年）。该书尝试运用长时段、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中国妇女进行探讨。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破先前研究中“压迫—解放”、“传统—革命”的固有模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罗溥洛（Paul Ropp）的《变化的种子：清中期妇女地位的反应》（1976年）一文即是对这一思想的有益探索。罗氏通过对清中期妇女地位的分析，表明妇女解放并非仅见于20世纪，相反中国妇女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显著变化。
20世纪80年代，“性别史”范式开始逐渐代替“妇女史”的研究模式。这一转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将妇女看作是受害者——把妇女看作是特定的历史角色——关注男、女两性的身份地位是如何建构而成的。这种变化表明，历史学者不再仅仅关注妇女本身，而将视野放宽到两性关系之中：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通过性别（也包括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历史”。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如费侠莉(CharlotteFurth)对中国传统性别和身体观念的研究以及华如璧（Rubie Watson ）和伊佩霞（Patricia Ebrey ）主编的《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等。不过，“性别史”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妇女史研究的终止或消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以妇女为主体与以性别意识为主体的两种史学研究路径。这一阶段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在此之前的研究多以近代为限，而此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明清、唐宋，甚至更早时期的妇女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差异性”成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关注焦点。除性别差异之外，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年龄阶段妇女的差异都开始为研究者所关注。这种对“差异性”的关注，使得许多学者开始转向区域史、民族史和特定中国妇女群体的细化研究。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不再局限于社会史领域，文学史、艺术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都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妇女角色。中国妇女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成果、多层面的研究角度结束了从前“男性的历史”之尴尬局面。
尽管当今美国学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蔚为大观，然而亦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点：
首先，“差异性”的研究视角尚待完善。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已注意到中国传统妇女的“差异性”，提倡对不同地域、民族、阶层的女性进行细化研究，然而有关妇女的历史资料数量不多，而且有限的史料又多集中于社会上层女性，占女性主体的中下层妇女在历史记录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对于今天的妇女史研究者而言，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一种挑战。如何考释现有史料背后妇女的精神、物质生活，如何进一步挖掘更多有关中下层妇女的资料（这是目前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如何反映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社会角色，正是新世纪历史学者普遍面临的难题。
其次，“他者”视角的局限。多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妇女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妇女时，都不自觉地存在一种将中国作为西方文化之“他者”的倾向。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特别，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而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历史资料都可作为西方理论的理想试验场。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摸索出适合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则是妇女史学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第三，成文规定（如儒家教条、法律规条）与具体实际相背离。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些针对妇女的规定，如儒家的“三从四德”、历代法律条文等，对于妇女再婚及家庭财产继承的限制性规定常常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甚至全然背离。这种规条与实践的背离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妇女形成了不小的障碍。如何处理法律条文、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透过静态的、僵硬的规条来揭示生动的中国传统妇女生活，是需要面对的第三个挑战。
第四，应对多学科的挑战。女性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就中国妇女史研究而言，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学、中国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互影响。多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妇女史研究带来一系列问题。以社会学为例，一些产生于西方、应用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目前国内的史学研究就存在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框架推导演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象，结果得出不切实际（甚至是可笑）的结论。揣有理论的先验性来研究中国妇女史，必然坠入用史料为理论服务的陷阱，这种本位与工具的错位，自然无法揭示史料的本来意义，更谈不上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如何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同时又不受其束缚，是研究者面临的又一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9-08-11 07: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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