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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叙事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
  作者:应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8-07 | 点击数:6269
 

 

  米尔斯

  作为著有《权力精英》的社会学精英,米尔斯(1916—1962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不是别的,而是那本于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另需提及,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他,逝世时年仅46岁。

  《社会学的想像力》,米尔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与叙事的价值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有鲜明特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像力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大师那里,本来一直并行着两个既相互对立也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占据社会学主流地位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量化方法在西方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而质性研究则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

  但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米尔斯就已经辛辣地批判过他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疾呼要重新唤起“社会学的想像力”,以克服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有鲜明特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像力有着重要价值。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它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常用的手法,后来于20世纪初被芝加哥学派运用在社会学研究中。1950年代后,人类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但在实证化的趋向中,社会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直到1980年代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才使叙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由于后现代理论对“元叙事”的摧毁,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推崇,这才把叙事从科学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

  

  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对于“变通”这样一种有着微妙的社会学味道的社会机制,叙事这种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进路就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来。

  如果说定量方法对于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夷平,社会运作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西方发达社会来说常常是更适用的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叙事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套机制,都有制度的刚性和弹性两个向度。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非正式的机制往往比正式的机制更为重要,其变通的影响所及常常已经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边界。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使中国社会的实质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较低,加上现在又处在新旧体制的交轨时期,社会的实际运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规的、标准的规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运作机制,即“变通”机制。变通的微妙之处在于从表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有着微妙的社会学味道的社会机制,叙事这种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进路就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来。我们通过故事,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但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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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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