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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学科意识，您认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应该包括些什么？
滕：我认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大体应该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从哲学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出发教育人类学应该建立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即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不是将人作为劳动力培养，而是要更多关心人的喜、怒、哀、乐等基本的需求。第二，教育人类学学科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与文化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文化传承”、“文化习得”、“文化创新”、“文化积淀”、“文化理解”、“文化选择”等。第三，从文化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应该建立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资源的理念，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是同样的灾难，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多样性是教育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对作为人是某种文化动物的一种人文关怀。第四，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应包括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要与人类文化的共性相结合，要做到有机的平衡。教育人类学提倡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成员既要学会融入主流社会，同时也要了解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类学提倡这样一种教育实践。第五，教育人类学继承了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提倡走出书斋，从田野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它力图克服传统教育学封闭的书斋式研究模式，并提倡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去理解教育，提倡一种跨学科研究。第六，教育人类学提倡关心弱势群体，提倡教育机会均等。第七，教育人类学提倡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有其文化选择权，并希望社会和政府能给这种文化选择权提供符合个体与群体适合他们要求的、不同种类的教育资源。第八，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学校正规教育，更包括家庭、社区的非正规教育，它涉及文化传承的所有领域。
总之，教育人类学既反对同化教育，也反对文化隔离主义的、自我文化边缘化的教育，教育人类学的教育目标是将那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与个体培养成为既有自我文化的认同感又有跨文化理念、态度与行为的现代人。
徐：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20世纪90年代以后，您在国内外做了很多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下面请您谈谈做田野调查的经验和体会。
滕：我从事民族教育问题研究已有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我去过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作为一般的、短期的考察，尽管这些不能从严格的意义上成为田野工作，但这些经历给我做民族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感性经验基础。我的真正的田野工作始于90年代中期以后，在做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英国海外发展部和日本文部省的项目期间，这些田野工作事先都有周密的研究计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资料、设备各方面的详细准备，每次田野工作在数月之间。有的田野工作点要去数次。这些田野工作最后形成的报告、论文有的已经出版，有的还正在后期的整理工作当中。那么，我的三个主要的田野点地方：一个是凉山彝族社区，一个是云南澜沧拉祜族社区，第三个就是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社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区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问题，还有女童教育问题等。除此之外，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习时，在美国夏威夷作过夏威夷土著人的田野考察。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研究期间，我曾赴亚利桑纳州印第安保留地、奥克兰市非裔美国人社区、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旧金山、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的唐人街、纽约艾莉斯岛早期移民检查站、旧金山天使岛监狱遗址等地都作过初步考察。这些考察是基于我的富布莱特基金的项目的支持，该项目主要研究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文化教育。这些美国的田野工作对我了解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性质以及项目的完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应该说是人类学的一个看家本领，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田野工作的方法也是教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有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已经谈了很多了，我这里只想谈一谈田野工作对教育学研究的影响。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教育人类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采用的具体技术主要为实地观察法与访谈法。这种研究技术要求研究者长期生活在被调查的对象之中，与被研究者打成一片，而不论这种研究是在学校课堂中进行，在都市邻里间进行，还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社区。由于需要搜集记录和整理有关当地人的行为或每日发生的事情，人类学家长期生活在所调查的社区是必不可少的。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够使教育人类学获得正确的信息。为了获得可信赖的信息资料，在实地观察访谈时采用当地人的语言将是十分有益的。教育人类学的目标是在基于直接观察和准确理解当地人的真实观点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描述的目的是为对某一民族文化、语言与教育等特殊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理解提供信息。
当教育研究领域民族志研究日益成为时髦的时候，人们必须牢记，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与传统教育学定性研究并非完全一致，因为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主要特性，并非是由于它的定性研究，这与其他社会科学使用的直线式定性研究有重大区别。人类学家是探索者，他具有一定的专业思想，为了验证这些思想的正确性，从而构建较完整的思想与知识架构，他必须通过田野工作的实地观察、访谈、问卷与分析等形式验证他的假设，发现新的问题，最终做出正确的判断、建议与结论，为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做出贡献
中国的教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借助于文献的、书斋的思辨式和实验研究两大研究方法。由于教育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仅采用借助于文献的、书斋式的思辨式研究方法容易使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相脱离，而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实验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机械性而且还很难揭示教育的文化本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使研究教育的学者走入日常的生活实践，亲自感悟，观察教育、教学的现实生活，从而体验、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了解教育、教学的现状，在此经验基础上，进行归纳、演绎，并进行理论阐述。特别是在当前中国教育学研究弥漫着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的学风倾向下，教育学引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倡在田野工作的实证主义基础上与理论阐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教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同质社会的汉族教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对美国的教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教育学界以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研究教育为时髦，在教育学用语即所谓的“质”的研究。近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教育学者和研究生已经开始注重采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行项目与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除了要在教育学界进一步大力普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知识以外，如何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整套方法和技术正确地运用到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是当前教育学界应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人类学学科培训的重点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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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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