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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
——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作者:左玉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6-03-25 | 点击数:15611
 


  “分”、”“别”等观念,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产生的,是随著社会分工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重要观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分,指分别。而“八”的原义,指“别”。[1]这是中国古代对“分”之理解。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类。作为“古代道术之总汇”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当时流行的六种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职掌的六种专门知识门类。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六种学术门类的“六艺”外,在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门四科 ”到清代“儒学四门”的演变,可以窥出中国固有学术门类演化的具体情景。

  《论语?八佾》曰:“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是先秦较早出现“科”名的文字。关於“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的后世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似乎还存在著“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

  除了《论语》上所载的孔门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外,《孔子家语》也尽列孔门弟子,并将通六艺之七十弟子以专长分为四科,从中旁证孔子确有 “四科”设教之事。如以德行闻名的有颜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还有闵损、冉耕、冉雍等;以言语科闻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语著名”,此外还有子贡等;以政事科闻名的子有:“有才艺,以政事著名”,此外还有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以文学科闻名的有言偃(子游),“特习於礼,以文学著名。 ”卜商(子夏),“习於《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2]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记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3]将孔门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进行类分,反映了孔门四种学术科目的状况。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对“孔门四科”最有权威的阐释。

  对於“孔门四科”间的关系,近代学者钱穆曰:“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於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於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於职业。 ”[4]因此,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六种典籍的话,那么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孔门四科”被清儒引申为后来的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之学,但在先秦及秦汉时代,它并未引起儒者的过分重视。只是到了隋唐时代,有人开始注意到“孔门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教,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密……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5]

  从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发掘并重视“孔门四科”,显然是由於佛、道兴起,为了与佛法及佛经义例对抗而引发的。同时,白氏受佛教启发,将“孔门四科”及孔门弟子与佛家经典及门徒相类比,其主旨在於说明儒、释“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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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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