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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沙]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
  作者:张海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09 | 点击数:13046
 


  内容提要《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关键词 《金刚经》 流传 空理 神异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4-0129-08

  

  《金刚经》(注:本文所引用《金刚经》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所影印出版之《金刚经集注》。)是由佛弟子阿难记述的释迦牟尼与须菩提的答问,阐发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宗旨。有后秦鸠摩罗什、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和唐义净六种汉译本传世。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金刚经》是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  

  一、《金刚经》是唐宋时期在文人中最普及的一部佛经  

  《金刚经》在唐宋时期是一部广泛流传的经典。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读经、抄经,对《金刚经》的崇信要超出其他的佛教经典,而文人不仅读经、抄经,他们还可以解经并在文化活动中予以推广,对《金刚经》的普遍崇信热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玄宗朝及其他以儒道为主导时期,统治者有对《金刚经》的大力推崇。在张九龄任宰相时期,唐玄宗亲注《金刚经》颁布天下,张九龄作文“贺御注《金刚经》”:“右内待尹凤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刚经》。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度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7页。)唐玄宗以帝王之尊,亲注《金刚经》并颁布天下,在以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这是对这部佛教经典的极大推崇。张九龄是一位宿习儒业的文人,他以宰相之位上贺表,当然表现出他对这部佛经的推崇。他甚至以为“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作为一位文人,他更感叹尽管大众都诵读崇信这部经典,但是“人间习传,多所未悟”,这种批评,肯定是建立在对《金刚经》的了悟基础之上的。

  在普通民众中有将佛教中《金刚经》与儒家《论语》道家《老子》相提的倾向。“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搏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若非妇人,待嫁何为。”(注:《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8页。)当然,这只是俳优的戏说调笑,但是,在儒释道三教中,所举的经典,都代表着这一教派的最高权威,也都为人们所熟知。选择《论语》和《道德经》作为儒道的经典代表是理所当然的,而以《金刚经》作为浩如烟海的佛经的代表经典,只可能是在大众对这部经书普遍熟知并且普遍崇信的基础之上。

  文人好以《金刚经》的理论来论事。“武后营大像于司马坂,以张廷圭谏止。其疏全用浮图《金刚经》义解析,盖因其所溺,易于回晓。亦足以见一时士大夫习尚也。而新史削去,岂以为非雅耶。”(注:《习学记言》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第720页。本文所引用之《四库全书》文献均出自此版本,以下但标册数与页码。)士大夫习尚好用《金刚经》,于此可见。宋代叶适所谈的这件事,在《旧唐书》里有记载。《旧唐书》有张廷圭给武则天的疏,其上疏中多引用《金刚经》。“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张廷圭上疏谏曰:佛者以觉知为意、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河之金以为像,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逾于一禅房之匹夫。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注:《旧唐书》卷一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张廷圭其人,据《旧唐书、本传》,“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长安中,为监察御史,开元时为礼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从其经历亦可知这是一位以正统的儒学立身守官的人物。然而他以《金刚经》为思想武器反对武则天修建大佛像,而且,文章中引用的《金刚经》关于不著于相行佛道、不著于相行布施的说法,既见出他对《金刚经》的恰切把握又恰到好处地针对了武则天大兴土木的弊病,的确可见出唐代士大夫的习尚。宋代所编的《旧唐书》将此疏删去,叶适推测可能编者以为不雅,所谓不雅,是指的不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没有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来说服武则天。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朝代,赵宋王朝以儒立国,文人学士以儒立身。但是,从内心倾向而言,人们对《金刚经》仍有阅读的兴趣。

  “太祖晚年自西洛驻跸白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阙写《金刚经》读之。赵普奏事见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见者,止谓朕读兵书可也。”(注:《类说》卷十九,《四库全书》第873册第337页。)

  宋代的时代氛围与唐代已大不相同。唐代统治者可将所注的佛经颁布天下,可以有群臣进贺,宋代统治者读佛经却要以读兵书掩饰。内心受到《金刚经》的吸引而因为时代的思想政治氛围必须作出掩饰,宋代的文人也是如此。

  “学者,所学为人也。盖尹和靖语徐丈见尹和靖问曰:某有意于学而未知所以为问。先生曰:此语自好。若果有此意,归而求之有余。师又尝语人曰:放教虚闲,自然见道。先生在从班时,朝士迎天竺观音于郊外,先生与往。有问何以迎观音也?先生曰:众人皆迎,某安敢违众。又问:然则拜乎?曰:固将拜也。问者曰:不得已而拜之与抑诚拜也? 曰:彼亦贤者也.见贤斯诚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诵《金刚经》一卷,曰:是其母所训,不敢违也。徐丈语及苏氏使民战栗义,问曰如何?先生怫然曰:训经而欲新奇无所不至矣。”(注:《晦庵集》卷七十一,《记和靖先生五事》,《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403页。)  

  宋太祖与赵普都是以儒治国者,作为天下仿效的统治者,读佛经,要有别的托词与借口,宋太祖以读兵书遮掩。和靖以遵母训言事。然而我们却从中看出,即算是在浓郁的儒学氛围之中,也难遏止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需要遮掩、需要找借口,但是仍然坚持读《金刚经》,可见这部经书的吸引力。宋代文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其求仕、入仕的过程中,竭力要表现的是自己的醇儒的思想,不能有外道的驳杂。退隐之后,情况就会有变化。

  “王荆公再罢相居钟山,无复他学,作《字说》,外即取《藏经》读之。虽则溷间,亦不废。自言《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作《金刚经解》。裕陵尝宣取,今行于世。其余如《楞严》、《华严》、《维摩》、《圆觉》皆间有悦意,以为尽其所言至矣。谓禅学为无有其徒,自作法门,以动世之未有知音者。”(注:《岩下放言》卷上,《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29页。)  

  苏轼写出他的家仆朝云临死诵《金刚经》:“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子。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文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注:《东坡全集》后集卷五,《悼朝云诗并引》,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17页。)

  普通的民众,他们无须掩自己的阅读。不过到了后世,儒学家对这个问题处理以较为通达。“明黄正宪,每早起则读《金刚经》,终朝则读《周易》,且以西方北方圣人并言,则书概可知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

  阅读《金刚经》太普遍,以于像读儒家经典一样,闹出囫囵吞枣的笑话。“鹿溪生黄允,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余谭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采圣人之志,但计数,其后逐传,则谕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战者为几,皆由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注:《铁围山从谈》卷四,《四库全书》第1037册第589页。)  

  对《金刚经》的阅读热情也引发了文人书法家的书写热情。唐宋著名的书法家几乎都书写过《金刚经》。据《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六,宋王安石书《金刚经》的书法作品风格是:“骨多肉少则瘦,肉多骨少则肥。惟骨肉相称,然后为尽。或谓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见此经,则知传者不识荆公书,遽以常所见清劲为瘦也。”王安石在其文《书金刚经义赠吴圭》中谈自己书写《金刚经》的用意:“惟佛世尊,具正等觉,于十方刹,见无边身。于一寻身,说无量义。然旁行之所载,累译之所通,理穷于不可得,性尽于无所住,《金刚般若波罗蜜》为最上乘者,如斯而己矣。”(注:《临川文集》卷七十一。《四库全书》第1105册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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