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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面梳理20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发展历程，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在批评与反思中表达了笔者对未来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值得期待的方向。
【关键词】民间故事传承人 历史 批评 反思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进程中，刚刚逝去的20世纪，是一个值得铭刻的世纪。虽然，它在相当时期内，受到强大政治风暴的影响，不免留下许多难以抚平的伤痕，但是，这个世纪却是建立科学意义上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出前进方向的一个世纪。中国民间文艺的发展规律和内部结构规则逐渐被学者揭示，一些被人忽视的民间文艺学领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强调集体性、人民性的强大声音中，，对传承人的研究是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在20世纪行将滑过的时候汇成了一股不小的学术潮流，学人们期待从传承人的角度观照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精神和现实意义，期望通过对传承人的研究展现中国基层民众口头传统的基本面貌。史诗研究如此，民间故事研究同样如此。
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现状
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关注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当我们翻检“五四”时期轰轰烈烈歌谣学运动留下的文本资料，其刊发的3000多首民间歌谣，没有对演唱者的记录，300多篇学术文章里，也查不出对演唱者和传承人的特别注意。30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时期的民俗学者，同样缺乏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把握，虽然刘大白、钟敬文等学术前辈在自己家乡采录民间故事，对故事传承人和讲述情景有简约的交代，但他们的学术兴趣则是通过民间故事来发掘地方思想。1949年全国解放后，民间文学受到空前的重视，一些志士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采录民间文学、创作新民间文学成为文艺界的一种时尚，但是，在如何科学地对待民间文学，如何科学地对待民间故事传承人，有些学者表现则表现得相当的成熟和稳健。“讲述者或歌唱者的身份、年龄、经历、文化程度等，最好也能够详细登记起来。相关的资料越丰富、就越容易增加读者或研究者的理解。”[2]钟敬文先生1951年讲的这段话是我国学界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到民间文学讲述者。1956年及1960年刘魁立教授结合我国民间文学现状，发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和《再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等文章，全面阐述田野工作忠实记录的原则，引起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一场大讨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刘魁立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民间口头创作中的个人作用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作品之后从来也没有见过有介绍讲述者和演唱者的文字，搜集者和出版者通常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提。”[3]“不是每个讲述故事的人都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更不是他们所讲的每句话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们的确应该随时注意发现优秀的故事家，忠实地记录他们的故事，尤其是他们优秀的故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寻常的我们讲故事的人和寻常的故事了。如果没有实际记录的比较，我们（不只是搜集者个人）又根据什么来鉴别孰高孰低呢？”[4]刘魁立教授几篇文章在我国第一次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呼吁重视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人。正是这些学者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忽视民间讲述者的倾向，但是，在具体采录实践中，广大基层田野工作者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全面把握不仅质量上参差不齐，其接受和普及的程度离学术理想的要求也相距甚远。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编讲新故事的“故事员”。“新故事最初是从上海茶馆里的艺人说评书改造为讲革命故事开始的。不久，他们就注意到继承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根据现实题材编讲各种新故事。”[5]对于这种特殊“故事传承人”现象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像样的理论成果。[6]
对民间故事传承人全面科学的把握，是与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推动有关。一批基层文化工作者自觉地学习民间文学的科学调查方法，田野调查者也改变过去只采录故事文本的单一做法，故事传承人作品承继路线、故事传承人成长道路和民间故事演述环境、故事传承人的个人才能和独特风格、故事传承人在群众艺术生活中的地位都被纳入到田野工作者的视阈。尤其是1984年，大规模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启动，制定统一规范科学的民间文学采录细则已客不容缓，于是指导中国民间文学田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摆在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面前。文件不无忧虑地提到“目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都保存在少数老的民间歌手和故事家的记忆中，这些歌手和故事家大都年事已高，人数越来越少，失去一个歌手或故事家，将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小宝库永远消逝，所以，抢救各民族优秀的口头文学遗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7]。而且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如何记录民间文学传承人。[8]文件还特别强调了民间传承人在整个集成工作中的重要性：“事先了解清楚采访地有哪些有才华的表演者、歌手和传承人，迅速准确搜集线索和采访对象。能否迅速找到线索和采访对象，找得好不好，将关系到整个采录工作的开展”[9]。
在这个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对民间故事讲述者的重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一大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杰出民间故事传承人纷纷登台亮相。1984年至1990年的6年田野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就发现能够讲50则以上故事的传承人达9901人。[10]内蒙的秦地女，辽宁的谭振山、李明，山东的胡怀梅、尹宝兰、王玉兰、宋宗科，河北的纪文道、靳正新，河南的曹衍玉，湖北的刘德培、罗成双、孙家香、刘德方，湖南的孙明斗、易法松，四川的魏贤德，江苏的陈理言以及鄂伦春族的李水花，蒙古族的金荣，朝鲜族的金德顺，满族的傅英仁、马亚川、李成明、佟凤乙，藏族的黑尔甲、七尖初，侗族的杨雄新等不仅能够讲述几百则民间故事，而且讲述的质量也属一流。由于集成工作的推动，使相当一批学者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构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最具活力的专题之一。同时，多次举行传承人或与传承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11]这些传承人的学术讨论会集中提出了目前面临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间故事家惊人的记忆能力以及天才的艺术表达力和创造力，通过对故事传承人共同特点的研究，从中能够找出民间文学传承的基本规律。在这股文化热潮中，从1985年以后，《民间文学》杂志社专门开辟了“故事家和他们的故事”专栏，系统对我国杰出民间故事传承人进行介绍，大大拓展了人们对故事传承人的了解。这些传承人的命名、各类故事传承人专栏的开设以及各种形式的故事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有力推动了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综观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我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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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林继富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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