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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旺，全国采录收集的民间故事约有１８４万篇，约２０亿字。我国已经具备了编纂一部大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条件，并且有一些专家学者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袁学骏先生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基本类型（提纲）》（以下简称为《类型提纲》），（袁学骏，２００１∶１－１９０）即为其中具有学术个性和独到见解的论著之一。
民间故事学中的“类型”源自于芬兰学者阿尔奈于１９１０年出版的《故事类型索引》一书。１９２８年，美国学者汤普森对阿尔奈的索引做了补充修订，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国际学术界将这种分类编码方法称做“阿尔奈—汤普森体系”，简称“ＡＴ类型索引”。它概括出不同类型故事的主要情节，成为检索世界民间故事的工具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但“ＡＴ索引”也有其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对民间故事流传十分广泛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反映不够。
钟敬文先生大胆开拓，于１９３１年撰写了《中国民谭型式》，归纳出４５个故事类型。１９３７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编著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他归纳出２４６个故事类型索引，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桥梁。由于著者把中国民间故事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故事情节能够按照中国民间故事的特点给予概括。但选材驳杂，引用书目亦显陈旧，故事涵盖的地区有限。１９８６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完成于１９７８年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丁先生归纳出８４３个故事类型索引。由于丁氏完全以“ＡＴ序号（编码）”为基准，将中国故事全部套入该体系，有时过显硬性，有削足适履的感觉。
早在１９８５年，钟敬文先生就大声呼吁：“我们今后还要用一定的人力去编纂《中国故事类型索引》，乃至于编纂《中国传说类型索引》，它是我们这门科学（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钟敬文，１９８６）２０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实践，也迫切需要在故事类型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和探索。１９９１年，加藤千代教授又指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进展会使分类研究重新开始，能适应这庞大身躯的第三种索引将采取的形式不是我这贫乏的想象力所能规划的。”他期待着能够囊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鲜活资料的“第三种分类法”的出现。我们不妨把袁学骏先生的《类型提纲》看做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第三种方法”的初步展现。
袁学骏先生按照“主题先行，题材优先”的原则，先将各种中国故事分为１２大类，即：１．创生类；２．争战兵谋类；３．婚爱类；４．孝悌类；５．君臣忠奸类；６．善恶恩仇类；７．寻获类；８．教考修行类；９．鬼魂类；１０．测预验证类；１１．竞比智巧类；１２．愚拙类。然后，在类下设型。如在“孝悌类”下设有：孝道型、拜真佛型、天谴不孝型、杀不孝型、寻母型、寻父型、寻亲复仇型、后娘型、姣姣女型、两弟兄型、狗耕田型等计１５型。在有些主型中设有亚型，如“孝道型”中设有六十不死活埋、寡不嫁、悦老、卖儿卖身、哭孝、顺从听命、历难共求、理解老人等８个亚型。有些亚型之中，又设式。这样，共设有２９１个主型、３０７个亚型、８０个式，共有类型６７８个。袁学骏先生把他的这种思路和方法称做是“主题思想分类法”，我则将其概括为两句话：由主题划类，以情节分型。
首先，谈谈“由主题划类”。民间故事研究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最根本的一条遵循原则就是要实事求是。如前面所说，“ＡＴ类型索引”是研究民间故事的简捷道路和有效方法，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明显感到它的缺陷，如果一味地以“ＡＴ类型”为现成标准或模式来对待中国民间故事，必然会有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之憾，这也正是丁乃通索引不尽人意的主要原因。口头讲述民间故事虽然是世界各地民众文化娱乐的一种普遍方式，但是，“寓教于乐”、“文以载道”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的优良文化传统。故事的分类实则上是文化的分类，不论确立什么类什么型，都含有一定的主题意旨。袁学骏先生“以主题划类”的方法是对“ＡＴ类型”的一种大胆突破，是对东方民间故事“寓教于乐”特点的深刻把握和具体反映。
其次，谈谈“以情节分型”。“ＡＴ类型”的基本方法就是“以情节分型”，这是它的首创。但它的情节和型名是根据欧洲、美洲的故事材料和欣赏习惯概括出来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故事的材料和欣赏习惯。袁学骏先生对故事情节的概括以及类型名称的表述，十分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习惯和中国民间故事的自身特点。如中国民众最为熟悉的“牛郎织女”故事，丁乃通将其归入“丈夫寻妻型”，艾伯华将其归入“天鹅处女型”，而袁学骏先生则直接定名为“牛郎织女型”，较为符合中国故事的特点，是对“ＡＴ方法”的又一突破。总之，袁学骏先生在故事分类法上的突破是勇敢的，探索是有益的。
再次，谈谈《类型提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情节类型的概括方面显得粗疏，在故事材料的罗列检索方面注意不够。“ＡＴ类型索引”在方法上的主要贡献，我以为一是以故事情节分型编码，二是将众多故事材料罗列索引，像工具书一样，查阅起来简捷方便，因而才能成为故事类型研究的国际性模式。我们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时仍然应该参照和借鉴它的基本方法，尽管要有所突破，不能生搬硬套。显然，袁学骏的《类型提纲》与“故事类型索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对此，他自己已有认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有资料不足和分析归纳不周延的问题。（袁学骏，２００２∶９０）
话又说回来，袁学骏在搞故事分类，而非在搞类型索引，他应当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中国人有善于吸收和消化别人的优秀文化以巩固自己民族根基的传统，我相信袁学骏先生一定会成功。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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