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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的涅槃
早期的相声艺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低层艺人，他们撂地卖艺的谋生方式决定了相声的文明层次。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相声艺人的穿戴言行往往以“搞怪”为胜，表演时常常骂大街、说下流段子、拿乱伦说事、嘲笑农民和外地人，甚至当众脱裤子，什么都有。有时为了收取银钱，艺人们咒骂听众：“您若看完扭脸就走，给人群撞个大窟窿，拆了我的生意，那可是奔丧心急，想抢孝帽子戴。”[16]
因为荤腥话太多，解放前的相声一般是没有妇女听的。相声几乎就是“低级趣味”的代名词。“至40年代末，由于曲目质量的低劣，加之艺人在台上常信口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言语，致使学校向学生宣布禁听相声，相声居然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17]
1949年，曾有一批相声艺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他们的相声主要是说给大陆赴台的军人听。1950年代，一些艺人曾经试图通过广播和娱乐场所把相声推向民间，但是很不成功。1960年代以后，相声艺人纷纷转行，到1980年代初，台湾基本已经没有职业的相声艺人了[18]。可见，在新的历史地理环境下，传统不经涅槃，便成了死亡的传统。
那么，大陆的相声又是如何在1950年代摇身一变为红遍全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曲种呢？
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原因。以1949年为界，中国的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刚好倒了个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低层技艺自然也就升格为“人民艺术”，这是大前提。
另外还得从老舍和侯宝林说起。
1949年底，“低级趣味”的相声能否适应“人民艺术”的要求，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老舍从美国回来了。侯宝林、侯一尘等人打听到老舍住在北京饭店，马上就邀约一批有志于相声改革的艺人前往拜会。
老舍给了他们很大的精神鼓励，建议他们“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大家照样受欢迎。”[19]老舍是个北京通，从小就爱听相声，有时还偶尔客串，在朋友圈中表演一下。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改本子”的任务，带动了其他一批知名教授和文化人加入到相声改革的行列中来。
侯宝林等人大受鼓舞，立即结伙成立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抛弃了“下九流”的自卑心理，反复强化“人民演员”的身份认同，每天用一个小时进行识字等扫盲学习，切磋技艺。同时成立“相声大会”，保障收入，边演边学。他们以老舍为号召，主动迎合政治需求，进行改旧编新，取得很好的效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学校等纷纷邀请他们演出。
1952年，侯宝林等人又提议成立了“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他们为了扩大影响、改变形象，接收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艺员，并向各书店接洽出版相声集子，积极加入到政府的各项宣传活动中，频频曝光于各主流媒体。这一时期，老舍也撰写了一批评论文章对新相声的成长和进步加以肯定。
1954年4月，相声与滑稽首次在容纳14000名观众的上海文化广场公演，那种壮观的场面是过去的相声艺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次活动极大地刺激了相声艺人的表演信心。在老舍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界的鼓吹下，几年之间，相声表演就已经渗透到了全国各省，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曲艺种类，并孳生了一大批业余的相声队伍。
相声传统在1950年代得以涅槃。这一时期，老舍是相声界的精神领袖，而侯宝林则是一位出色的经营大师，涅槃新生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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