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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传统不代表救世主
相声走入低迷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是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只有回归传统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呢？当然不是。
我们在相声发展史的回顾中说到，1950年代，相声正是在老舍、侯宝林等人的推动下，从演出内容上大力改革，去芜存精，才使陷入低俗门的相声得以涅槃新生。无独有偶，1980年代，台湾相声却在赖声川的手上，借助于演出形式的戏剧化改装，重获新生。
被认为“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46]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以及“那一夜”火爆之后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就是以“相声剧”的全新形式，为台湾相声的重返舞台创造了生机。十几年中，赖声川一以贯之地采用喜剧式的相声剧形式，微言大义两岸对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的情感与反思，达到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赖剧“主要集中在对相声段子包袱的掩藏与抖开上；另外，演员的构成及其表演状态，如胖与瘦、高与矮、急与缓、内敛与夸张，也都很相声化，金士杰、赵自强、倪敏然三人高超的表演，也委实看不出与专业相声演员的区别。”[47]戏剧学家陶庆梅介绍，赖声川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时，自己都以为这出戏只会吸引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剧场的固定观众。演出的剧场最初定在只有100个座位的台湾皇冠剧场。后来这出戏被收入到新象“第六届国际艺术节”，1985年3月1日，在能容纳700名观众的国立艺术馆首演。谁也没想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几乎是三句一笑，五句一爆”；这出戏的巡演还没有结束，盗版录音带就已经天女散花了。
赖声川的《那一夜》，本来要为相声写一出挽歌，说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相声已经死亡了。故事发生在某歌舞厅，两个恶俗的夜总会主持人，声称要请一位久违的相声大师重返舞台，结果找不到这位大师，只好自己捉刀代演。全剧一共五个段子，每一个段子都和“失去”有关：传统的失去，文化的失去，记忆的失去……分别用相声展示不同时代的文化心态。演出极为轰动，被认为是台湾近20年来最著名的一出戏。公众从中看到了“笑”，精英从中看到了“痛”。赖声川说：“相声是幽默，是痛快，是我们苦涩的中国人惟一纯粹喜剧形式的表演艺术形态。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非常适合表现一些忧伤的话题，大概是因为‘痛快’第一个字是‘痛’吧。”
无论是演出的形式，还是对于传统、对于相声功能的理解，赖声川与郭德纲都有巨大的差别，但是，两者都获得了成功。赖声川连续几部“夜”相声之后，“台湾新生代相声人才逐渐浮现，除了侯冠群、郎祖筠、刘尔金拜师吴兆南外。冯翊纳、宋少卿更远赴北京拜师学艺，这两人经过北京名师点拨，演技迅速提高，唱作俱佳，在台湾结合嘲讽时事的强烈特色，各自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48]
可以挽救相声的，也许是侯宝林、郭德纲式的相声大会，也许是赖声川式的相声剧，也许是一种现在还没有出现的相声新形态，甚至不排除朱绍文式撂地演出的可能。当然，也许昙花一现的郭德纲之后，谁也挽救不了相声的必然没落。所谓传统相声的火爆，只是此一时此一地的偶然现象，并不意味着传统可以代表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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