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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俊]八见钟老
  作者:袁学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4-10-09 | 点击数:5238
 

  2002年1月11日,是一个黑色星期五。我内心一直十分崇敬的钟敬文先生昨日去世的消息在各报登出,令人悲痛,令人大憾。一颗国学大师的心脏停止跳动,意味着中国和世界民俗学、民间文艺界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此时,2001年3月20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民研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从上世纪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钟老,拄杖走到会场上时的热烈掌声,犹在耳畔回响;1999年6月在北师大小红楼拜谒这位世纪老人时的情景,犹在眼前浮动;1992年2月在北师大听他讲说耿村故事和中国故事分类时的音容笑貌,犹在心中铭记。我清点自己的记忆,从1985年以来先后八次见到了钟老。虽然不一定有机会攀谈、请教,但那都是十分珍贵的。

  记得1985年5月,全国民间传说研讨会议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钟老那时还是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去世后一直是他挂帅民研的。他在这次会上,尚不拄拐杖,听别人发言很认真。别人有时交头接耳,或出去方便一下,他却一直坐得稳如泰山,不苟言笑,有时像在思考着什么。记得他用广东口音讲了话。大意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文艺搜集、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神话的研究成绩巨大,民间传说的研究也多有创新,大大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宝库。又说了民间口碑与历史记载的关系,讲了搜集整理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还十分欣慰地说,这次会上来了不少年轻的同志、多是第一线的新人,说明我们的民研队伍后继有人。我当时还不足四十岁,听了十分高兴。在82岁老人的眼里,我自然是年轻后生了。那时,我才在中国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民间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被《评论选刊》转载),会前又写出了《地方风物传说审美初探》(后在广西《社会科学家》创刊号发表),可以说势头正劲。听钟老一番鼓励,觉得我应当一生都搞民研,不能半途而废。十七年来,虽然我在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两栖,在编辑和写作之间两栖,但他这番鼓励一直未能忘却,学习和探讨一直未敢停止。这年初见钟老,我最大的收获便是有了一点坚持不懈的精神。尽管中国文艺界不太重视民间文艺,更不看重民研活动,但我总觉得这很有意义,有些活儿干起来也得心应手。钟老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十六岁时便又写诗,又去采集民间歌谣,后来许多创作被民研挤掉了。钟老最后这本《婪尾集》,是他一生中的第32部书。从1991年出版的《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一书中看到,他的著作大部分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小部分才是散文、诗歌的。

  1988年10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国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表彰大会上,钟老作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总主编、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北师大博导,自然是要坐上主席台的。从台下望着钟老,我们心里说:你是我们的大旗,祝你永远不倒!

  1991年5月,河北省文联在我们石家庄市的藁城召开了“中国耿村民间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事象国际学术会议”,贾芝、乌丙安和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都来了,而钟老没有来,大家甚是遗憾。1992年2月,有人转告我,说是日本爱媛大学加藤千代教授来到北师大,从钟先生那里打来电话,说你如果当天能赶到北京就去张紫晨先生家中,第二天到就找钟先生。那是个上午,我赶忙收拾一下就去火车站买票,下午上车,傍晚才赶到北京,等来到张先生那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上楼时暗中想道:钟老和日本客人肯定在。一进门,钟老果然在!他和加藤坐在正中,张先生等坐在两侧。桌上是丰盛的珍馐,色香味俱佳。我不由地先喊了一声“钟老”。九十高龄的钟老和加藤要站起来,我连忙拦住。张先生则吩咐儿子加菜,我说不必了,但还是又上了一道新菜。钟老问,这就是河北的袁学骏吗?张先生和加藤都说是,我又站起来说是石家庄的,搞耿村故事普查的。钟老便恍然地笑着说:“噢,你寄给我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一本一本都很厚的,我都收到了,很好。这个耿村故事村是个奇迹,你可辛苦了。”我说在基层工作,那算不了什么。加藤趁机就接话了:“哼,你在耿村会议上不肯给我资料,买也不卖,真不够朋友。可是,钟老是支持我的,他都把他的给我了,你封锁不了的。”这一下,我窘迫起来,大家却朗朗大笑,我也尴尬地笑了。这位日本女教授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不错,曾经在这里留学三年,是钟老得意的外国弟子之一。那些耿村卷本,会前上级有令,只许他们洋人看,不赠不卖,说是有规定的。今天如何解释呢?这时,加藤又说,去年的会议,你们河北为何不邀请钟老?我一听又脸红了。邀请中外专家是省里管的,我是一直住在耿村和藁城具体筹备出书和客人参观事宜的。本来我认为钟老一定会到的,但说是他太年迈了,国宝级人物,要出点事谁担得起?于是未敢邀请。还是钟老理解我,他举起了酒杯,弥勒佛似地笑着,说:“来,敬你一杯。”我赶忙又站起来说敬钟老、敬加藤先生、张先生,然后一饮而尽,表示了我的歉意。钟老又很有兴致地说:“你们几年前就说耿村有个故事家群体,起初我不相信。一再说,我就觉得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文章,便让人前去考察。要不,可能就把一个文化大矿埋没了。”我听了激动起来,说:“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了!当然河北也有人说耿村是放卫星,是‘文革’中的小靳庄。我在耿村带人普查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张先生便说:“你们大本的故事一出,就镇住了。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去匈牙利出席第九届国际口承文学年会,各国专家都另眼看待我们。贾芝先生把耿村录像一放,把耿村三大本一亮,从大会主席到与会者都立即转变了态度。这个村子是为国争了光的。”钟老便说:“我一直想去耿村,总没有去成……”我便赶忙说,你认为合适时我就来请你去。他说好,先代我向耿村故事篓子们问好。我点点头,觉得十分欣慰。于是想具体谈一谈耿村挖掘、研究的感受,但钟老又转移了话题:“是你搞了个故事分类提纲吧?我看过了,很好的。”我一听,更有点受宠若惊了。那个油印的中国故事类型试析题纲,是我在耿村故事编纂过程中酝酿的。1990年8月去南戴河出席河北省民间文艺理论会议前整理成稿,并拿到会上散发的。可惜只有一个承德人说这种分类挺费劲的。于是会后寄给钟老、贾老、张先生、北大的段宝林先生、上海民协的姜彬主席等。辽大的乌先生是鼓励的,因为他1990年到河北来讲课,帮助筹备了耿村大会。湖北刘守华先生也是鼓励的,指点我专搞耿村的,按AT法对照一遍,定有学术价值。现在,中国的民研泰斗钟老说话了,这大年岁了还记得去年收到的一个小册子,仅这一点就很让我佩服了。他老人家接着说:“对故事作品进行分类,这是个国际上的一个大课题,西方有印欧故事型式,叫AT分类法,我在二十年代与别人搞过翻译。但它不太适合中国故事。二三十年代,我零散地分出中国故事的45个类型(52式),后来忙于教书,搞别的,没能继续下去。这是个大工程,一个人的资料、精力有限。你分出了280多个类型,比我多得多。你年轻,时间也宽裕,要继续研究。只学外国的是不够的,日本是关敬吾搞自己本国的成功了。咱们也要有一套自己的……”张先生也说:“你的提纲我也看了,是以耿村故事为主要材料分类的,是个大胆的尝试,我还让学生们看过。”加藤则提高了声音说:“美国丁乃通的中国故事AT分类不科学,不适合于中国,也不太适合于日本,不如德国艾伯哈特的好。”我说,我没有见过艾氏的。她就说,钟老家就有,他不肯借给我,因为还没有翻译出来。我便请钟老快些组织翻译,早些出版。1999年,此书终于出版了中文版本。

  1996年12月21日晚,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又见到了钟老。那是第六届全国文代会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钟老出席了民研代表们的会议,还讲了话。我正好带着照相机,为他照了相。记得他说,全国民间文学集成要抓得紧些,步子快些,还是要讲语言的科学性,各省要选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1999年6月至10月,我四次去北京走访钟老,见到了三次。第一次是6月上旬,带去了《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的目录,请他为该书题写书名并题几句词。天气很热,北师大小红楼的专家宿舍热如蒸笼,见钟老正在为研究生讲课,精气神是很好的。我说明来意,他便接过该书的目录,一页一页地翻着看,询问该书多少字多少页。我回答说大约450万字。他又问出成几册,我说三大本。没想到,这位世纪老人马上说:“一本150万字啊!”我们听了非常吃惊,他的思维竟然如此敏捷,还像十几年前一样。第二次去时,他的儿子钟华先生,说他做了小手术,因此未能见到。第三次去时,钟老已经把封面题字和题词写好了。他的毛笔很不好,蘸墨也不太黑,但手还不太抖,写出的字很有功夫,十分耐看。当时我们就说,这真不像一个耄耋老人的字。钟老的这幅题词是:“这部资料丰富的地域民间文化巨著的刊行,无疑将使国内外学者瞩目!”落款是九七叟钟敬文。我提议与钟老合个影,出版社的编辑也赞成,便拍了一张他看目录的。我说有耿村一本书就好了。钟老便伸手从身旁的书垛上一抽,抽出来的竟是1988年编印的耿村第二集,然后与我们一起翻看。他对他的资料,看似书山一般,却心中很有数的。他还嘱咐我要把书出好,我说一定要出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终于在国庆节前正式出版了,钟老的题词和他的照片效果还是很好的。国庆节后,我们又去为他送样书,他看了看,便说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史上的一部大书,我们有了少数民族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也有一个汉族村的大部书。说时很是高兴的样子。不久的10月22日上午,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地举行了该书首发式,钟老行动不便,却表示了对该书公开出版的祝贺。

  2001年3月20日,这天正是他的生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钟老在开幕前来到了会场,虽然有学生扶着他,但他表现出了百岁老人的硬朗和欢欣。大家发自内心的掌声骤然响起,一直响到他老人家稳坐在主席台上。会议一结束,我们便找钟老合了影。午饭时,他和代表们一起用餐,多少人轮流着向老人家敬酒。他总是端着杯,似乎也喝了一点,脸红润而光亮。闭幕时,贾芝来了,他却没有再来。7月中旬,在承德召开的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会议上,钟老五十年代的学生乌丙安先生每当说起钟老,他都是极为尊敬的。我问他,今年钟老生日你来了没有,他说当然要来,19日上午来了轮不上见面,他们一些老朋友走后才该着我们七十岁的学生。我便说明年我一定要来。到了12月中旬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上,我和河北郑一民、湖南的龙海清及山西、广东、广西的同志们说,明年咱们应该为钟老庆贺百岁诞辰,大家都说很应该的,他是我们的老祖宗。谁知,钟老驾鹤而去了,3月20日成了我们最后见到他的日子,很后悔文代会上没能去看看他,听听他对我今年出版的《民间文艺论集》中的中国故事分类提纲有何见教。

  钟老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岁之师”,临终前还带着一批博士生,一直在为他们讲课、谈文章。他是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学泰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民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我在一个会议上,无法脱身,不能去向钟老遗体告别,便打电话向钟华先生“请了假”。写下这篇零散的回忆,聊作纪念,让世人知道我眼中的一位学术伟人是这样的。另有小诗几篇,再做发表。

   为悼念钟敬文先生而作,2002年1月底发表于《文艺报》第三版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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