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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何其芳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4年7月写的《关于艺术群众化》和1946年5月写的《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里也都谈到在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这次讨论。他在后文里写道：
抗战期间，延安和重庆都曾经讨论过民族形式问题。当时都未在理论上得到结论。然而在解放区，最近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事实已经给这个争论作了结论了。就我的理解简单说来，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艺与中国广大人民结合的问题。因此，凡是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能够为今天中国人民服务的，无论它是新形式或从新形式改造过来的，无论它是旧形式或从旧形式改造过来的，都是民族形式。只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宽的标准。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那就是只有从人民生活中去获得文学的原料，并使文学又回转去服务人民。我想，这个经验在这大半个旧中国也是适用的。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也可以有多种的形式去适应多种的读者。
比如第一，五四以来的新形式是否应该完全抛弃呢？不应该的。新形式也有它的群众基础，不过还不够广大，所以应该适当地加以改造，使它更中国化，更大众化。
第二，大量地利用各种民间形式，如唱本，说书，章回小说，旧戏（地方戏在内）等等，也是很必要的。这不但为了适合众多的文化程度较落后的读者，而且这种利用经过一定时期的提高，改造，还可以给中国的文艺带来新的创造，如陕北的秧歌剧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第三，旧形式也好，新形式也好，都应该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各大城市，各中小城市的报纸结合。报纸的读者一般地比文艺书刊的读者广，而且有时广得多。……
第四，为着能够达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群众中间去，文学应该和其他艺术结合。如与戏剧结合，写话剧及旧剧剧本；与音乐结合，写歌词，歌剧；与美术结合，写连环画的说明，等等。[18]
他的这些观点，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一种调和论。
建国以后，何其芳提倡建立现代格律诗，写过好几篇文章，阐述他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其基本要求是：“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19] 1958年7月号的《处女地》上发表了何其芳的《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后，围绕着他有关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文坛上再次掀起了相当激烈的论争，甚至发展成为对何其芳的批评和声讨。何其芳被指责为：“怀疑民歌，轻视民歌，否定民歌，歧视民歌，或者说怀疑新民歌，轻视新民歌，否定新民歌”；坚持“主观唯心论”；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形式主义观点；自觉不自觉地对诗人和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诗人的彻底改造或工人阶级化有所抵触；影响人们不去深入群众斗争生活；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要不要真正的民族风格问题；对民族诗歌传统的学习抱轻视态度；贬低从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包括从旧形式推陈出新发展新形式、新格律的创造性的努力，等等。[20] 人所共知，“大跃进民歌运动”或曰“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于1958年春天发动起来的。在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也是毛泽东提出和设计的新诗发展道路。在如此大规模的围攻运动中，何其芳不得不于1959年1月撰写了一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长文，就指责他否定民歌（尤其是新民歌）和认为“民歌体有限制”的论者进行辩诬，并做了某些有限度的检讨。
在现当代诗人和学者中，何其芳是为数不多的认真研究过中国各地民歌的人之一，他在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这次诗歌论争或批判中，仍然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他说：“我国古代的诗歌的形式大都起源于民间是事实。但五四以来的新诗并非‘起之于民间的歌谣’，这是常识，写批评文章是不应该弄错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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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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