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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退潮，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日益衰微，更兼学术体制的原因，以致于呈现出学科整体危机的状况。面对这一现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究竟为其他人文学科乃至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成果有多少是在本学科领域内自言自语？我们的成果又具有多大的学科渗透力量？所幸的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在总体推进的过程中，仍然能够不时看到具有以上学术关怀的论著出现，而且在某些传统研究领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思考，已经形成了奠基性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耕耘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刘守华教授，开始不断地向学界贡献其扎实、丰硕而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展示了他对中国民间故事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他试图揭示中国民间故事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尝试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民间故事研究的对话。就其研究依凭的材料、运用的方法以及成果的影响来看，他的尝试和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可是，中国民间故事的记载已经具有2500年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套集成”，各地采录的民间故事达180多万篇。[1]面对浩如烟海、历经时代变化、而且质量明显参差不齐的民间故事材料，我们是否可以像研究作家文学一样，从最基本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出发，仅仅探讨单篇故事的文学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研究无异于削足适履。我们应该寻找一种适合民间故事传承变化规律、从而具有一种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既能挖掘中国民间故事的本土特色，又能够探讨中国民间故事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民间故事之间的交流影响，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把握民间故事的“国际性”[2]和地方性特点。由刘守华教授主编、其他几位学者参与合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刘守华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成功尝试。该书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故事中，选取60个常见的故事类型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贯穿故事同一类型众多异文的母题，由母题及其组合情况来考察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特色。
就中国的民间故事而言，已经有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等三大索引，这三大索引基本上接近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面貌。刘守华教授的故事类型研究就是借助上述研究成果和方法，从微观解析和宏观扫描两方面切入，尝试考察中国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那么作为集体创作的民间故事作品研究，如何通过类型研究的方法与一般作家文学的研究区别开来呢？这是作者在具体的作品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逻辑问题。刘守华教授认为，类型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把同一故事的多种异文集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既可以从“大同”中看出它们共有的母题、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情趣等等，展现出故事的原型，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探索民间故事的生活史，也就是故事的发生、传承、演变的情况；也可以从“小异”之处看出不同文本的民族地域色彩以及讲述人的个性风格等等，进而获得一个故事的完整印象。类型研究还有利于追寻故事的来龙去脉，民间故事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特点，使学者们沉醉于这些跨民族、跨文化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透彻地理解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探索人类文化交流、演变的秘密，这是其他文学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全书主要由刘守华、林继富、江帆、顾希佳等四位作者执笔完成，每篇故事的分析基本采取相对统一的体例，由故事的形态描述、故事蕴涵的文化内涵、故事的艺术特色、故事的传承演变历史、中外学者对该故事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每个故事类型的分析力求从众多文本中寻求最好的文本作为文本分析对象。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根据故事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总体来看，四位主要作者的写作在统一体例的基础上，各有特色。刘守华教授分析了“求好运”、“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螺女”、“仙女救夫”、“蛇郎”、“长鼻子”、“狗耕田”、“两老友”、“梦先生”、“长工和地主”等故事类型。这些故事基本上作者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的故事类型，有些故事如“蛇郎”、“求好运”等进行了长时期的追踪研究，既有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作品梳理，也有当代集成材料的发掘，既有本民族故事的文化分析，也有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材料扎实，视野开阔，笔法娴熟，显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故事研究的最高水平。林继富的研究以“黑马张三哥”为代表。“黑马张三哥”的故事主要流传在我国北方和西部的土族、裕固族、撒拉族、回族（新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门巴族、普米族聚居区域，讲述的是具有非凡能力的伙伴远征除魔的故事。作者从100多篇故事中将该故事分析为“伙伴型”、“综合型”两个亚型，主要由诞生、伙伴、妖怪、背叛、火种等五个母题组成。作者从故事母题的角度出发进行梳理，认为该故事很有可能从印度传入藏区，然后被藏民所接受，当印度《尸语故事》传到西藏，藏族民众又将他们民族化了的同型故事吸纳进藏族化了的《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中，北方一些民族的“黑马张三哥”故事则明显地受到藏族故事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对藏民族文化的理解。江帆的研究则表现在她对集成材料的娴熟把握，读来生动有趣，比如她对“路遥知马力”、“张郎休妻”等故事的研究，其中对故事叙事艺术的分析细腻入微，体现了女性学者的性别特点。顾希佳的研究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发现，最大的特点是对许多类型故事的古籍文献的钩沉爬梳，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献功力，他的代表研究有“人鬼夫妻”、“鬼母育儿”、“渔夫和水鬼”、“宋定伯卖鬼”、“撵城隍”、“凶宅捉怪”、“石门开”、“太阳山”、“银变”等故事的分析，比如对“人鬼夫妻”的分析，他发现，此型故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定型，在曹丕《列异传》中的《谈生》就是一篇“人鬼夫妻”的故事。在“撵城隍”故事的研究中，他能够将一些田野作业的调查结合起来，也能看到故事中所体现的民间社会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失为故事研究的一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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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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