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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首先产生于西方。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析范畴，它是指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社会现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现代性首先发端于西欧，然后向北美等世界其它地区扩散，直至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它在某些地区，如欧美，已逐渐趋于成熟并“定形化”（crystallization，或译结晶化)。也就是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现代文明在这些地区正进入发展的相对的“高台区”；而在另一些地区（非西方），现代文明则处在变迁—形成或加速变迁—形成阶段。这两个阶段有共性方面，也存在重大区别。其次，当代社会理论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文明，而且是一种新型文明，它虽然源于以往的社会历史，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但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凸显出现代性文明与以往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现代性与以往有联系，但更侧重历史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性”。异质性远远大于同质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断裂性的”根本所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断裂性问题“未受到完全重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尽管存在延续性，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这种新型和独特性，使得人类逐步置身于相对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既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又面临巨大的风险，收益与风险并存的程度非常不同于以往。对这种独特的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社会理论家分别从自己的认识和知识角度给予了深刻的分析，使得人们能够从多维度来把握它。例如，我们既可以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视角或维度，也可以从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视角或维度，或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或维度把握它，甚至可以把这些维度联系起来把握它。这就是现代社会理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当代社会理论公认的现代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现代性，作为新兴的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其向全球的扩展，逐步孕育出带有普遍性和世界意义的理性化的社会结构、制度框架和符号系统的发展趋向，如社会结构的分化、工业化（信息化）、世俗化、都市化、民主化等。
这反映出现代性与现代文明有非常多的共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社会理论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文明，而且还是人类共享的文明。亦即它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主义原则的文明。全球化是这一原则不断拓展的结果和反映。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进化有相对阶段的趋同性，如古代早期城市文明或农业文明的创生和传播，其中都隐含着进化的主线。自16世纪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进化的主线就是现代性。当代世界的统一性与多元性格局表明，人类诸文明虽然不会变成一种单一同样的文明，但人类诸文明在现代确实是在一个主线即现代性的主线或框架主导下前进的。文明或文化的多元化与趋同现象的全球化并存，人类的进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演进。当今世界存在着种种人类社会进化的路线或潜能，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进化之源，但能够构成主线的，惟有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进一步延伸和变种，或现代性的“激进化”、“激烈形式”）。尽管历史的发展有反复，现代性的演进不时地遭受挫折，但它还是不断地在全球各地顽强地表现出来。
现代性是一种多少具有普遍主义（或普世主义）的文明。在东方，如日本，出现相对成熟的现代性以前，由于西方是现代性的发源地，在一段时期内又是唯一具有现代性的地区，因此，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和现代化的模式当时便成为唯一的参照系，现代性被认为几乎等同于西方性，发展就是沿袭西方之路，“脱亚入欧”或“全盘西化”，是其极端的反映。这种状况和社会理论的认识只是在东方（尤其是东亚）部分地区的现代化逐步获得成功，才被打破和改观的。东方部分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世界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文明。作为一种全球的框架，现代性是一种共享的文明，“抽象的文明”，“世界文明，”或“超文明”，而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许多现代文明不过是这类文明的亚形态。
这样，我们看到，现代性呈现多样性或多元性。它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体。现代性演进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根本上讲，与世界诸社会文化差异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理论基本上把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看成是由许多文明圈组成的体系。每个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尽管发展过程和时间不同，但都有自己的“轴心时代”（Axialage）。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K·Jaspers）首先提出来，后来艾森斯塔德等人对此又加以完善和解释，主要指公元前500年前后发生在世界诸地区高度文明中的一系列智识变革或转型时期（对人类发展至今仍具有直接而深远影响的伟大哲学、宗教、文明产生的时期），如东地中海周边（近东）地区、印度次大陆和东亚地区一系列智识变革或转型时期。当然，推而广之，它还应该包括已经死亡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说，轴心时代是指主要的古老而伟大文明的定形化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文明也叫做轴心时代的文明。社会理论家把这个概念的重点放在“轴心”二字上，其意义是说，不管一个伟大的文明如何演化或发展，她都在本质上无法完全脱离自己轴心时代的文化核心内容，也就是使自身最初定型化的那些东西。例如，西亚近东地区的解释性的文化框架聚焦在宗教文本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后来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其突出的体现，印度次大陆文明在“文化的文学文本”上，东亚儒教（儒学）地区，尤其是中华文明在政治—规范符码或典章（即“礼”）上，古希腊在哲学思考上，古罗马在法理上。不管文明怎样发展，这些轴心的东西始终在或隐或现地发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文明的相遇或碰撞时尤其明显。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它的持续和或明或暗的核心作用，一个文明才会成其为那种文明。当然，文明的融合是存在的，但轴心时代的核心要素不会丧失，尽管可以变形,在遇到现代性时尤其如此。由于这些轴心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更多地发挥潜功能的作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内的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反应、接受、适应会有很大不同，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在全球表现为多样性。例如，经济的市场化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但由于经济和市场是“嵌入”和生长在受“大传统”或价值体系核心影响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因此同样是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会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有多少种大文明，当今世界就有多少种现代性。
研究现代性的多元性，最重要的是分析各文明赖以定形化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表现为大宗教或哲学并形成伟大传统的那些东西，如儒教（儒学）、印度教、佛教、希腊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产生，过去扮演文化演化的“扳道工”角色，现在仍对历史的变迁具有或隐或现的重要影响。无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抑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不得不受其影响并与之想相适应，或者说相互适应。这是当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1-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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