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对于豫东Y村已婚妇女来说“热闹”不仅体现于仪式庆典活动中，还延伸至日常生活，她们对“热闹”表现出主体化的热衷与追求。因照顾家庭而无法长年外出的妇女通过季节性从事农业雇佣劳动来获得一定收入，她们也将这一经济行为称为“凑热闹”。凑热闹不仅表达了妇女们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世界、挣脱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等心理诉求，也隐含了她们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凑热闹促成了群体的生成，妇女们以群体为行动单位，不仅确保了顺利出行，也使她们更易在与其他群体或个体协商中争取最大利益，并最终有利于她们返回村落，调适留守生活。
关键词：热闹；凑热闹；行动逻辑；乡村妇女；集体外出务工
近年来，乡土民众的行动逻辑一直是中国乡土社会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学者们试图从中找到理解民众行为实践的内部视角。所谓农民行动逻辑，孔庆龙将之视为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价值规范要素，李旭东认为京郊代耕菜农的行动逻辑就是他们综合生存境遇、制度框架、惯习表达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来展开自己行动的实践策略。也有学者们抽象地对农民的行动逻辑加以讨论，或把民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如潘璐所概述的小农经济行为的四种理论解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观点、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波普金（Samuel L.Popkin）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以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等为代表的“生存小农”观点，以及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商品小农”或“综合小农”观点，这四种理论多是从经济维度对小农行为进行的概念化抽象。贺雪峰从农民认同的单位、所处的文化区域去看他们的行动逻辑及其特征和区域性差异，进而讨论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逻辑的变迁等问题。但现有研究鲜少关注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体民众，缺乏对他们自我阐释的解读与分析，民众多是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而被研究。
本文的关注对象是豫东Y村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即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动以及为何如此行动。这里所谓集体外出务工是指她们季节性地集体出外从事农业雇佣劳动，主要是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等。在该村，每年秋季都有已婚妇女自行结伴或在某位组织者的带领下去新疆采棉花，这一季节性务工已形成二十余年。近十年，她们又发展了清明节前去浙江等地采茶叶以及6月中下旬去宁夏等地采枸杞的流动去向。参与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70年代，90%以上是已婚妇女。
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这三项工作都属于农活，辛苦与劳累是肯定的。尤其是采棉花，去新疆旅途的遥远，开始时的酷热与尾声时的严寒，每天傍晚不胜其扰的蚊子，背花包与倒花包对力气的极大损耗，妇女们每每讲起这些都直呼“拾花不是人干的活”，常常以“头顶星星，脚踩冰冰，累死新疆没有人心疼”等顺口溜来形容采棉工作的辛苦。采茶叶与采枸杞虽不如采棉花辛苦，每天持续12—14个小时的劳作也并不轻松。但当她们讲述这些工作的经历与感受时，不时出现的欢欣与愉悦却让笔者始料未及，访谈之中，时常可以听到她们发自内心的欢笑声。不少人将去做这些工作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凑热闹”。几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曾向笔者讲述从事这些工作期间的热闹场景。
这使笔者不禁思考：Y村已婚妇女为何会将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称为“凑热闹”？生活当中，她们如何定义“热闹”以及“凑热闹”？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凑热闹，她们在表达什么诉求？本文尝试将Y村已婚妇女的行动放置于传统文化、村落习俗、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生活处境与精神追求等多元语境当中去理解，从她们自身的阐释出发，尝试探讨热闹这一心理现象与凑热闹这一行为动机是如何影响她们季节性地往返于外地与家乡村落的。
诚然，外出务工是经济行为，主要目的是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收入。林芳菲在其对新疆季节性拾花工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该群体作为农业雇工的出现是农村内部阶层分化的产物，采棉花是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中年已婚妇女为了挣钱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人的行为往往是因应复杂情境而做出的选择，声称乡村已婚妇女远赴新疆采棉花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未免有些武断。笔者无意于抹杀经济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若将务工妇女的个人叙事纳入考察视野，经济之外的其他要素就会浮现出来，有助于促进对她们如何行动以及为何如此行动的理解。
一、“热闹”与“凑热闹”
“热闹”可谓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一个词语，民众用其来形容生活中有多人参与的仪式情境。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生日寿诞、庙会等场域下，人群聚集，祭祖、拜神等一系列仪式活动依次上演，人声、鞭炮声、器乐声等声音相互交织，夹杂着宴席开始前后的各种气味，可谓是异常热闹。在位于豫东平原的Y村，热闹的场域大抵相同。“热闹”是村民闲聊中的高频词汇。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某一活动如何热闹，或闲言碎语中评价谁家办事儿一点儿都不热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看到民众对热闹情境的热衷与追求，笔者自小生活于Y村，每逢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生日寿诞等事儿进行，村民们总会放下手中的活，争相去看，“看埋人去”“看娶新媳妇去”是他们邀请邻居同去观看的常用话语。
对于“热闹”在村落民众生活中的表现、特点及其重要性，不同学者进行了研究。台湾学者潘英海将热闹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提出，呼吁学者们将之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加以探讨。华智亚探讨了村民为何热衷于举办庙会的问题，认为热闹不仅是民众喜欢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也是“行好的”举办庙会所期待达到的一个目标。龙晓添、萧放尝试解读民间社会白喜事建构热闹的过程与方式，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活逻辑与权力关系，热闹是丧礼最理性最实际的民俗选择。李永平指出热闹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功能，它有助于民众焐热、重组生活环境以及渡过阈限阶段。郭明军以介休的乡村习俗活动为例，将热闹界定为黄土地上人们的一种情感交流手段和宣泄途径。郑佳佳强调热闹是艺术存在的生活状态，使生活热闹正是元阳县农村文艺队表演的动力机制。但以上研究关注的多是进香、庙会等民间信仰仪式或大闹、闹社火、闹热、闹热闹等民俗活动，并未将热闹延展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笔者认为，对热闹的热衷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仪式与民俗活动，同样也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将在不同仪式活动当中体验到的热闹感受延展至生活场域，在串门、劳作等日常生活场景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对热闹的追求。同时，现有研究对热闹的剖析并未关注到民众内部的群体差异，对性别这一维度也缺乏应有的观照。乡村社会中，由于男性、女性在村落与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具有一定差异，他们对热闹的追求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文尝试以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等集体外出务工活动为例，剖析参与其中的Y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热衷与追求。展开剖析之前，先来了解在已婚妇女眼中何为热闹以及凑热闹是必要的。
（一）热闹：集体性与群体关系
“热闹”一词的丰富性给了我们从这一本土语汇出发理解民众及其生活的可能，但这也反向要求我们厘清民众使用这一语词的确切涵义。在豫东Y村，“热闹”更多的是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有多人参与、夹杂着多种声音的情境或场域。传统社会中，这些情境或场域是相对固定的，指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包括庙会）、生日寿诞等仪式和活动。随着这些仪式庆典周期性地出现于民众生活中，民众周期性地体验“热闹”。因为这些活动与热闹特性的紧密联系，民众也用“热闹”指代这些生活中一再上演的事件，“热闹”一词便既是形容词也是名词，作为名词的“热闹”，即代指生活中具有“热闹”特性的情境、场域以及事件。
在Y村民众看来，热闹总是与人多的场域相连，“就像昨天我家办事儿（孙子满月宴），一来几百口子人，那就是热闹”。访谈中，笔者说起采棉花、采枸杞或采茶叶过程中的热闹，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是（热闹），人多，咋不热闹啊？”集体外出务工时，妇女们一起外出，少则十人左右，多则上百人，她们称这种集体性的活儿为“大班活”。这说明，人多即活动的集体性是热闹的必要条件。
人多很容易热闹，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热闹。热闹不单单指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状态，也指向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关系。对于Y村已婚妇女来说，集体外出务工过程中的热闹还是“一班人在一块儿不生气”“相处得好”“大家都不计较”。这意味着，热闹还需要其他限定因素，热闹是以人群内部关系的基本和谐为前提的。她们所说的“一班子人”通常由相熟的邻居、亲戚、朋友组成，若是上百人的规模，她们便以村落或组织者为单位分成若干个非正式的小群体，每个群体由1—2人作为非正式的管理者，工作、食、宿都是小群体一起行动。那些爱找事、爱吵架的妇女往往难以找到同伴，组织者也尽量避免招募这样的妇女。
由此可知，Y村民众将“热闹”定义为一种集体性活动中群体成员相对和谐相处的状态。从指代传统生活中某些固定的事件到代指民众当下生活中具有“热闹”特性的情境、场域以及事件，“热闹”一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众可以依据生活的变迁用它来指称或形容不同场域下新出现的生活现象与事件。只要这些现象或事件具备集体性与和谐群体关系这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Y村民众就可以称之为“热闹”。
潘英海将“人群、活动和声音”界定为构成热闹的基本要素，这适用于解释仪式场域下的热闹，但这只部分适用于集体外出务工场域。“热闹就是说说笑笑、吵吵闹闹”，集体外出务工时，“有说的、有唱的、有吵的、有打的，还有起哄的”，可以说是各种声音汇聚。干活时，相熟的人结伴而行；临睡前，妇女们讲笑话、猜谜语、打趣他人。2021年笔者与她们一起在浙江采茶叶时，16人同屋而居，几乎每一个晚上，有人说起笑话，屋里立即笑声不断，总有人感叹“给家能这么笑吗，热闹恁很”。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外出务工与潘英海所说的“热闹”并无二致。
但出外务工短则十几天、长则两三个月，不可能如传统仪式场域一样始终有正在进行中的活动。干活期间，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并不是时刻发生的事情，即兴的娱乐活动、闲聊与沉默交替出现。依照Y村妇女对热闹的定义，集体外出务工具备“集体性”“和谐群体关系”这两个要素，同样可以界定为“热闹”。集体外出务工时，“热闹”不仅体现于玩笑、唱戏、唱歌等即兴娱乐活动中，也体现于再普通不过的闲聊家常中，即使是沉默，因为集体场域下的相互陪伴，也符合她们对“热闹”的定义。正如Y村已婚妇女常说的“出去就是热闹局”，与传统民俗活动一样，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也是她们生活中的热闹事件。
（二）凑热闹：实指与托词
“凑热闹”虽只在“热闹”之前加了一个“凑”字，其涵义却不能简单理解为“凑”与“热闹”相加。不同语境下，“凑热闹”具有实指与托词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解读路径。从“实指”这一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行动主体的乡村已婚妇女对集体外出务工的偏好。而从“托词”这一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可以去分析为何妇女们会以此去归因她们的集体外出务工行为。在对这两种解读路径进行区别之前，有必要先笼统地去看“凑热闹”的含义。
民众生活中，与“热闹”相连的动词最常见的有“看”与“凑”两个，分别组成“看热闹”与“凑热闹”两个词组。“看热闹”是站在旁边看，多指“我”看他群、他人的行动，并无参与其中之意，“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句俗语很好地说明了“看热闹”的涵义，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未被邀请的人只能选择去看热闹。而“凑热闹”则有意欲参与其中的含义。传统民俗活动、集体性外出务工并未明确区分哪些人可以参与、哪些人不可以参与，想要参加的人都能以“凑热闹”之名参与其中。参与意味着从主观意愿与客观行动两个层次上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远赴外地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需要亲自参与劳动，不能只旁观他人劳动，因此Y村妇女称其为“凑热闹”，而非“看热闹”。
在此意义上，凑热闹强调身体的共同在场与作为行动单位的群体的生成，同一场域下，妇女们进行着相同的身体实践，“我们”的体验和感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共通性。透过热闹，“我”的内在自我与他人的内在自我得以相通，并形成集体性的“我们”。凑热闹的过程中，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所有人临时性地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个体自然而然地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从“实指”这一解读路径出发，“凑热闹”具有确切的意义所指。因为“热闹”一词所具有的鲜活生命力，Y村已婚妇女将“凑热闹”这一动机从传统的仪式活动切换到了集体外出务工场域。综合以上分析，集体外出务工属于她们乐于去“凑”的热闹事件。出于个体性格、家庭状况等原因，部分妇女偏好集体外出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访谈中，她们时常说“爱做大班活”“爱凑热闹”。多次集体外出务工的经历强化了她们爱凑热闹的心理与行为习惯，这对她们的生计选择有相对明确的影响。在村落周边打零工如刨大蒜、摘辣椒等，她们都倾向于找相熟的同伴一起。即使是去工厂做小时工，她们也试图至少寻找一个伴。
“凑热闹”作为托词发生在两种场域。第一个是指个体妇女不愿将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真实原因告知发问者，不愿告知可能是因为发问者与被问者不熟，也可能是被问者不想讲述真实动机，就以“凑热闹”来搪塞过去。不少人表示“热闹还得有钱”，有钱才有资本举办热闹的仪式庆典。当下的豫东乡村，结婚的费用尤其是彩礼连年上涨，村落里流传着“一个儿子一百万”的说法，一个儿子结婚就要花掉父母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财富积累。为了儿子、甚至是孙子的婚事，妇女们想尽办法在照料家庭与挣钱之间谋取平衡。每年采茶叶平均可挣2000—4000元，采枸杞平均可得5000—8000元，采棉花可得1—2万元。在Y村，五口之家一年的日常开销约在3万元。妇女们通过这些季节性外出务工很好地达到了贴补家用的目的。有钱也可以更多地凑热闹，当下的Y村，每年“门头差事儿”即参加仪式庆典的花费在日常支出中占比不低。
第二个场域可以简述为自我表述的困境，人类行为大都具有相对复杂的动机，我们时常面临“词不达意”的表述困境，这一困境在乡村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囿于家庭角色分工、性别观念、村落传统习俗规范、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妇女们难以公开并准确表达自我的诉求。尤其是当这些诉求与她们的认知相违背时，自我表述更为困难。鉴于“热闹”的常见与好用，她们借用这一传统语汇，将一系列难以明确言说的动机简单化地统一置于“凑热闹”这一话语之下。
总之，热闹是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情境和心理诉求。热闹绝不仅仅指乡间各种民俗活动争相展演的红火场面，再平常不过的劳作场域也可以看到民众对热闹的制造与享受。在剖析乡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定义之外，理解她们所说的“凑热闹”还需要去看妇女们使用这一话语的具体场域。无论是实指还是托词，在集体外出务工这一行为之下，“凑热闹”背后有着十分丰富的意涵，它传达了Y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热衷与追求，其中隐含了不同个体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世界、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等独特的心理诉求。我们需要从个体妇女的生活处境出发，对她们的自我阐释进行解读与分析。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