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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我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相识、相知
  作者:陶立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9-12 | 点击数:724
 

  口述人简历:

  陶立璠1938年出生。甘肃兰州市永登县人。1965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资深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非遗”工委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顾问。1996年创建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担任会长。曾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顾问。1999年创建《中国民俗网》并担任主持至今。一生从事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主要著作《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1985)《民俗学概论》(1987)《神秘新奇的世界——民族民俗审美谈》(1997)《中国风俗发展简史》(2018)等。任《中国民俗大系》(31卷本,2005,甘肃人民出版社)总主编。《民俗学概论》被翻译成日文和韩国文出版。与他人合作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著作20多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一、难忘1979年

  谢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派年青的学者采访我,让我口述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退休教师,我与中国民协的关系,属于中国民协体制外编制,但从业务关系上,我与中国民协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我的学术活动与民协的关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40年来,我是中国民协所有活动的的直接参与者。也许是这层关系,中国民协才人来采访我。

  回顾我和中国民协的接触,是在“文革”以后。原来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文学理论》《古代文论》等课程。业余研究少数民族文学。1979年以后,我的教学、研究方向,完全转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引起我学术生涯的这种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1979年的“兰州会议”。兰州会议是由西北民族学院发起组织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这次会议是“文革”以后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按照钟敬文老的说法,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这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开始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民族文学终于迎来了初春的景色。我当时在中央民族大学做了很长时间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又是兄弟院校,于是接到邀请,参加了这次教材编写会议。

  说来也巧,就在赴兰州的途中,在首都机场,遇到了中国民协(当时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参会的亮才先生,他作为中国民协恢复重建领导组成员,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他有篇文章《同是民间守望人——祝贺立璠兄七十岁生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专门回忆了兰州会议的情景。之后的岁月里,亮才兄常常推荐我参加中国民协的学术活动,并介绍我加入中国民协,于是和中国民协相识、相知,相伴至今。

  这次兰州会议,钟敬文先生参加了。那时钟老76岁,身体还很健朗。大家也都精神振奋,变得想干一些事情。压抑了多年的学术低迷状态一扫而空。我那时还很年轻,四十岁左右。参会的也是一些和民族文学有渊源的像我这个年龄中青年。如柯扬、段宝林、魏泉鸣、郝苏民等。1979年的兰州会议,对动员和组织民间文学研究力量,开展民间文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也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恢复,重建时期,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是由贾芝、杨亮才、陶阳、张文等民协的老同志组织进行的。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以后,1982年创办学术期刊《民间文学论坛》。为恢复和重建民间文学学科,大家走到了一起。

  二、回顾民间文艺的80年代

  1979年夏,继兰州会议之后,在成都又一次召开“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这次会议的另一成果,是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周扬

  理事长:贾芝。副理事长:马寅、马学良、王沂暖、额尔敦·陶克陶和王松。秘书长:杨亮才。副秘书长:陶立璠、段宝林(北京)、魏泉鸣(甘肃)、忠录(锡伯族、新疆)、黄勇刹(壮族、广西)、李瓒绪(白族、云南)。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艺的复兴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先后在北京、广西武鸣、吉林延边、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推动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这些活动都是在民研会的参与指导下进行的。因为民研会是群众性的组织,团结了全国的民间文艺研究者。当时所有的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无论是从事教学的,还是从事研究的,都团结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周围,当时中国民协组织了许多学术会议,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北京召开了给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手平反的会议。为“文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间歌手平反。因为“文革”以后,这些少数民族的歌手都心有余悸,在北京开会,给他们平反,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全国各高等文科院校普遍开始讲授民间文学课程。这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只有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组织还不行,还必须在高校里培养民间文学人才,在高校本科恢复民间文学的教学。在北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其他地方的一些高等院校,如辽宁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也都恢复了民间文学的课程。同时,教材的编写也跟上来。最早出版是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有乌丙安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间文学基本知识》、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以及云南朱宜初和李子贤主编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85年我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出版(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早的一批概论性的著作,为民间文学的全面恢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也和民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首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倡议,是由时任民协副主席的钟敬文先生,联合顾颉刚等七教授提出的。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全国会议上,再次发出呼吁。在这一呼吁下,许多地方成立了相应的民俗学研究小组。

  其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成立了民俗学部,钟敬文担任主任。当时对中国民协来讲,成立民俗学部,说明民俗学研究已引起国家机构的重视。后来,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得到胡乔木、周扬一些领导的重视。1983年的春天,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

  其三,和民间文学相关的国家重点项目,纷纷上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德高望重的文化学者姜椿芳先生牵头的。姜椿芳先生文革期间受牵连蹲了监狱,在监狱里,老先生就想,等有一天出狱以后,筹划编辑《中国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个大工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当时我们参与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卷》。《中国文学卷》里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民间文学,由钟老担任主编;还有一个分支是少数民族文学,由马学良先生担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从框架的拟定,组稿、撰稿,到最后的修订,主要是由我来完成。借着这个项目,我跑遍了全国民族地区,和作者见面,进行沟通。《中国文学卷》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有200多条,收录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民间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历时15年,到1994年74卷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编过百科全书,因为这套书、专门成立了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80年代还有一个国家级项目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习惯称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工程主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项目进行得很艰难。从课题的申报到最后结项中间经过很多曲折。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开始时,没有列入国家项目里,后来并入周巍峙部长主持编纂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这一工程从动议到1989年,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进行民间文学普查。而这次普查,从民间文学研究角度来讲是空前的,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涉及200万人次。各地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和专家都参与了这次调查。在完成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县市编辑出版了各个县(市)卷本。

  1989年以后,三套集成进入案头工作,编纂出版国卷本。三套集成由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构成。民间故事卷钟敬文先生任主编,张紫晨、许钰、陈子艾任副主编。歌谣卷贾芝先生任主编,张文、陶建基任副主编。谚语卷马学良先生任主编,陶阳、陶立璠、李耀宗任副主编。这一项目从起步到完成,前前后后用了大概25年时间,四分之一世纪。大家都是业余从事编辑工作,靠的是一种奉献精神。比如我们这些人在学校都是从事教学工作的,但为了完成集成工作,随叫随到。在编辑过程中,严格要求,保证学术质量。和故事卷、歌谣卷比起来,谚语卷是比较难做的项目。一方面,谚语一句两句就是一条;另外,普查工作也不好进行。即便这样的情况,我们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来补充材料,三审三校,反复好多次。《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被称为“文化长城”,三套集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三套集成,就是一个缺陷了。周巍峙部长更是为十套文艺集成殚精竭虑。没有钱给找钱,没有人找人,最后才完满完成了这个大工程。

  80年代完成的两项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意义重大,它的意义在哪里?以三套集成而言,就是使传统文化,特别是为民间文学的保护、抢救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起码争取了20年的宝贵时间。如果今天再次去做普查的话,无论你动员多少人,是不可能收集来那么多的资料,而且当时都是民间文学专家们参加的。按照民间文学特殊的规律,我们在信息的采集量上是做得比较好的。特别是经过层层筛选把关的国卷本,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一工程如果放在别的国家,可能没办法进行,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人力办大事的优越性吧。国外的学者也很羡慕这一点。1991年我在日本筑波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筑波大学的副校长小泽俊夫(他是大家熟悉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哥哥)约见我,因为他也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我给他讲了三套集成的普查、编辑工作,他听了非常感动。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对于国外学者来讲,影响也很大。前两天我还见到日本奈良大学的真锅昌弘教授,他是研究日本歌谣的。他问我,三套集成是不是出全了?我说,出全了,已经出版了。我还告诉他,我们还建起了民间文学数据库,数据库把县卷本也收进去了。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国卷本,数据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应用,那就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1983年8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开办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当时正值暑假,场地借用学生宿舍和办公楼的地下室。民间文艺家协会杨亮才先生参与了这个培训班筹备,他代表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代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这次讲习班全国来了150多人,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个班,当时正值三伏天,进行了一个月的培训。给讲习班讲课的都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杨堃、杨成志、容肇祖、常惠、常任侠、白寿彝、罗致平、罗永麟、宋兆麟、张紫晨、刘魁立、陶立璠、张振犁、柯杨等。我曾经有一篇文章《难忘一九八三》回忆了讲习班举办的情况。当时特别缺乏民俗学、民间文学人才,办讲习班是最好的应急办法。这种讲习班一共办过两期,一期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二期是在门头沟。平常大家戏称黄埔一期和黄埔二期。讲习班成员结业以后,都成为各地研究的骨干,现在好些都成了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

  整个8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这个领域按照钟老和老一辈先生的说法是“惨淡经营”,没有什么经费,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好,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协调组织下做了很多工作。召开很多学术会议,成立了很多学会,像神话学会、歌谣协会等。通过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凝聚力量。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事情都是白手起家来做起来的。比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这一时期,以《民间文学论坛》为阵地,举办了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刊授大学设置的课目很多,除民间文学外,还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原始艺术等等。当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重,记得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撰写《民族学》教材。在民间文学函授大学教授民族学的时候,我正在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民俗学》,接到任务后,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原始艺术等方面的书籍。因为从事民间文学的人,没有广博的知识是很难进行研究的。最近李璐阳还问我:“《民族学》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啊。中国民协大概是1985年开始举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时期,中国民协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从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学方面角度讲,赢得了时间。所以,后来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家都觉得保护工作不是现在才有,不是从申遗保护才开始的,我们早就呼吁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1985年,中国民协响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号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民间文学保护座谈会,希望呼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传统文化。钟老作了长篇讲话,还形成一个建议书,但是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呼吁保护传统文化,而且付诸行动,三套集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当初大批的专家参与了三套集成的普查,了解掌握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存状况。后来这些人都参与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工作,大家对什么样的东西该成为国家项目很熟悉,能做到胸中有数。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协在民间文化保护方面还是先知先觉,不但有想法,而且有行动。本世纪初,搞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也是如此。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和担当。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民间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基础理论培养开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告诉大家一种基础的理论方法。现在好多研究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概念不清楚,确定不了研究方向在学科里的定位。我自己是从这几个方面努力的:一是基础理论;二是积累大量的民俗和民间文学资料,就是所谓的“资料学”;三是风俗史和民间文学史的研究。《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是我用功最勤的方面。在本科阶段,概论是必修课程。到了研究生阶段,那就是资料学、风俗史和专题研究。我记得,在80年代,就发动学生搜集民俗资料,编印了《少数民族民俗资料》5册,将近300万字。在这个基础上,从90年代开始,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中国民俗大系》。《中国民俗大系》分省立卷,31卷,将近1400万字,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俗大系>出版5周年祭》,回忆这一工作的艰难曲折。当时没有一分钱的课题经费,不像现在课题经费花不完。虽然一分钱没有,还要把这件事情搞成了。最近出版了我写的《中国风俗发展简史》(学苑出版社,2018),算是我教学经历的一个总结。基础理论,资料学,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合起来才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现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最缺整体的布局,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应该从中国民俗和民间文学现状出发,做好研究规划。钟敬文老提出了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中国民俗学,能不能建立学派?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我是有信心的,可惜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今天年轻的学者,应该很好地研究钟老的学术思想。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对年轻的学子们说:“这个任务是你们的,钟老培养了30多位博士,你们拿不下来这个课题吗?”“就从三个方面出发,有专门研究中国文献历史的,有研究基础理论的,有做专题研究的,建设中国民俗学派,这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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