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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艳君]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作者:毕艳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5-11 | 点击数:2275
 

   摘要: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是青海多民族在其互相交往和发展过程中创作的最朴实的原始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强烈的民族性。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青海各民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历史发展过程,其历史记忆有集体性、口传性、流变性以及共生性、同源性和互渗性等主要特征,并发挥着文化传承、文化认同、审美体验、规训教化等功能。

  关键词: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历史记忆

 
  一、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蕴涵的历史记忆
 
  青海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以及民间文学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史,映照出青海多民族口头文学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如汉族有从南京珠玑巷迁徙而来的民间故事,藏族有吐蕃军队戍边传说,回族有西亚军队或商队留驻说,撒拉族有从撒马尔罕避难迁徙说。这些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被“赋予了浓郁的历史性和可信的传奇性”,“既是一种叙事文学,更是某一族群的历史叙述。”
  撒拉族由于本民族无文字,历代王朝的典籍中也缺乏对其早期的历史记载,因此,关于撒拉族族源的历史记忆主要保存在口头传说和民间文艺作品中。撒拉族口头传说中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徙定居于循化的历史记忆世代相传,不断培育和强化着撒拉族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说是尕勒芒、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族人,为避当地统治者猜忌迫害,手牵驮着故乡水土和《古兰经》的白骆驼,从中亚撒马尔罕一路迁徙定居循化的故事。该传说中对尕勒莽兄弟带领族人迁徙的具体路线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穿过沙漠戈壁,翻越葱岭,从天山北路来到嘉峪关,绕河西走廊来到甘肃夏河甘家滩,后渡黄河,来到循化境内。在循化境内,又经过夕昌沟,翻越孟达山和乌土斯山。因白骆驼在乌土斯山走失,众人为寻找白骆驼走到街子东面的沙子坡,发现白骆驼静卧在泉水中,尕拉莽试图用木棍捣醒骆驼,不料白骆驼化为白石,木棍变为一棵常青树。众人拿出从故乡带来的水土与当地水土试量比较,发现完全相同。认为这是真主的定然,便决定在这里扎根定居。现在,街子骆驼泉是撒拉族的发祥地、族源地。这则关于尕勒莽率众东迁的传说,在撒拉族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追溯撒拉族族源的宝贵线索。如今被撒拉族群众视为圣地的阿合莽和尕勒莽兄弟的拱北,坐落在街子清真大寺正东面、骆驼泉北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老榆树从两拱北分别长出,庇荫一方。
  由于土族先民历史上与多民族交流交融,深受主流文化和周边多民族文化影响,因此其历史记忆也呈现出多元性与混融性特征。一些关于土族源于吐谷浑的传说被民国时期兼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双重身份的许让神父在书中所记载。“隋朝的一个皇帝打败了西宁附近的吐谷浑,把多数吐谷浑人赶到了吐蕃,但有几个部落归顺了这个皇帝,皇帝给他们分了一块领地,在那儿他们定居下来并成为现在的蒙古尔人”。此外,蒙古远征军队后裔说在土族民间传说中也同样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有些成为部分地区土族祖源记忆和传说的核心元素。如互助一些土族中盛传着自己祖先是成吉思汗手下大将格日利特所率军队留驻互助索卜滩,并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同仁年都乎土族认为其族源为“霍尔”,是成吉思汗属下大将多达那波军队的后裔。此外,部分土族民间传说故事如民和土族民间传说《其尼阿爸尼树果特盖》和互助土族民间故事《满孜浑》还带有土族部分先民与蒙古人发生矛盾冲突和通婚联姻的历史记忆。如《满孜浑》讲述:“很早,被称为苏呼人的蒙古军队来到祁连山脚下的苏呼滩驻扎,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便与当地姑娘成婚。当时,当地有位英雄首领叫满孜浑,她的姐姐嫁给了苏呼人为妻。后来,满孜浑被外甥诱骗落入苏呼人的包围当中,英勇战死。苏呼人顺势占领了满孜浑的地方”。类似祖先与异族冲突的历史记忆在互助土族少数村落节日习俗中也有所体现。如互助地区的索胡家、达霍家过去由于受汉族“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的影响不过中秋节,在月明的中秋夜一些人家放一盆清水,让家中小孩用小石子不断击打盆中的月影;一些人家或从灶膛中撮取一把草木灰向天上明月打去等。
  民间传说或歌谣具有一种解释或说明功能,常常为当下社会事实设立一种秩序,或提供合理性依据,或表达民众的文化认同。如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下庄有则民间传说,说吾屯人的祖先是从后藏扎什伦布地区驻守热贡的吐蕃军队,随着休战罢兵、归马放牛、休养生息,驻守军士改为务农世代留居下来。由于当时没有多余土地耕种,生活困难,后来受到佛的怜惜,用佛法将隆务河水消退,使滩地变良田,还从天上赐予一支画笔,让他们学习唐卡以供养佛祖。这虽然不是地方志上记载的历史真实,但传说中巧妙地将祖先的“吐蕃军队后裔”身份与唐卡联系在一起,并以“佛喻”的形式将这一联系“神圣化”。在这则凝结了村落历史记忆的传说中,吐蕃军队与唐卡如此“巧合”地出现在一起,实际上表达了下庄人渴望被认同和接纳的心理诉求。这种“巧合”恰恰能间接反映出当地村民们的族源认同立场。卓仓藏族的婚礼歌中有许多如“瞿昙寺是88两金印之主……汉族皇帝在瞿昙寺前立有石碑,这是我应该赞美的一件大事”等颂唱瞿昙寺的内容。这些内容既与明王朝敕建瞿昙寺,先后颁赐镀金银印、大金印的历史记载相符,又表达了卓仓藏族对中央政权朴素的认同心理。一些学者也认为类似蕴含在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虽不一定是历史学者眼中的历史真实,但一定是在这一族群实实在在的文化需求中出现的,是他们心目中最真实的历史,是族群集体的心灵和文化的真实。
 
  二、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历史记忆的特点
 
  1.历史记忆的共生性和同源性
 
  随着不同历史时期青海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导致各民族血脉相通,生产生活互补,文化艺术共享。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也呈现出同源性、共生性等特征。
  蒙古族民间传说《三大家族起源的传说》《七兄弟起源的传说》等讲述了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祖先来源于一个父亲或母亲的传说,认为这些民族祖脉同源,血脉相连。保安族民间传说《神马的传说》,讲述保安人族源中存在回、藏、蒙古等族群成分。民和土族民间传说《纳顿庄稼其的传说》,讲述把守黄河渡口的蒙汉士兵定居三川,后与当地诺尔羌女人通婚,将黄河边荒地开垦变为良田的故事。这些民间故事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本民族与周边不同民族血脉相通、共存共荣的认同情感。此外,撒拉族院墙四角放置白石和衣服挂在横杆上的习俗与传说,表达了撒拉族与藏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血脉相连的主题。
  以上民间传说在各自族群内长期沿袭传承流传,说明这些与其他
  民族具有同源性的历史记忆得到了本民族成员的广泛认同,在民间得以活态传承。保罗·康纳顿认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不但是个体成员记忆相累加叠合的产物,而且属于此群体本身。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在创作、流传、演唱过程中,形成了集体共享的状态。
 
  2.多元历史记忆的互渗性
 
  青海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坚守民族文化内核,但由于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互渗影响深入。
  青海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类型母题相同,一些民间传说情节内容相近相似,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一些民族毗邻聚居,交往密切,使得这些民族民间文学生成发展既有特定独立的传承环境,也有不断与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共同交流传播和碰撞互渗的渠道场域。青海不同民族间特别是相互嵌入杂居或毗邻而居的多民族民间文学传承传播呈现出独立性、开放性和互渗性特征。
  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不仅大量保存着汉族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通俗小说、经典故事、历史人物等,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史诗传说和神话故事人物。如《莽古斯的传说》在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中广为盛传。《吃人婆的故事》讲述的三姐妹在母亲回娘家后与扮成阿妈的吃人婆斗争的故事,在青海多民族间流行更为广泛。此外,藏族《青蛙骑手》、蒙古族《青蛙孩子》、土族《莫日特巴蛙》等民间故事情节极为相似,均有“出世”、“求婚”、“赛马”、“分离”等重要故事情节。还有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民间故事《文成公主的传说》《宗喀巴的传说》《祿东赞的故事》《贪心人的下场》等,在青海土族、蒙古族等民族中也以多样化变异本形式广为流传。如青海蒙古族中流传的《莫日根台蒙故事》深受藏族《禄东赞的故事》的影响,故事母题基本母题和叙事模式极其相似。
  青海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互鉴和采借互渗,激发了青海各民族丰富的想象力,进一步丰富了各民族神话幻想和史诗思维世界。
 
  3.历史记忆的流变性
 
  钟敬文先生指出:“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变化乃是经常的、大量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它是用口头语言创作与传播的。”民间文学的传统创作和传承往往由特定的集体共同完成,依赖于口头语言系统,依靠口传心授,需要记忆来保存,传承人和被传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理解和情感倾向融入表达叙事当中。因此,作为活态传承的民间文学流传绝不是固态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传承传播中发生变异,变异中不断传播流布。
  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异的过程,其蕴含的历史记忆也具有口传性、流变性和变异性等特征。集体口传性的历史记忆与固定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历史记忆不同,不能脱离时间、空间而孤立静止存在。许多民间文学传承和传播过程,就是传播者不断加工改造和丰富添加的过程,是传承者有意无意取舍和补充完善的过程。许多有素养、经验丰富的民间曲艺表演者和民间文学讲述者,在演唱民间曲艺和讲述民间文学的同时,常常根据不同场景和说唱时的情绪、对象等,对作品或简化或扩充,或增加或删减,加以变动和改造。具体情节、语言表达方式、态度立场上不尽相同。
  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正是由于其民间文学口头传播和传承的本质特征决定,虽然一些民间文学用文字、影像、录音等形式固定和静态保存了下来,但许多青海少数民族文学仍以口传的形式在民间存活。民众对民间文学从来不是追求固态和静态,而是追求其生动性、情境性和活态性。
  民间文学的流变性,导致同一母题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中传播时,能适应不同社会背景和群体心理需求,处于增删改动和补充完善状态,不断促使民间文学作品趋于更加完善和丰富。而民间文学的这些变动和增删记录反映了传播者和受众者的真实心态。如藏族谚语称:“岭国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格萨尔作为史诗英雄人物,承载着藏族古老的历史记忆。虽然格萨尔传唱有着独特的口头程式,保留着较为固态的传承方式和口传文化,但在千年传唱中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其最初的一些说唱内容和历史记忆逐渐发生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改变。而且随着多民族的迁徙和相互交流,《格萨尔王传》流传的范围不断扩布到蒙古族、纳西族、白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中间,并又被融入不同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主题元素。
 
  4.历史记忆的集体性和口头性
 
  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口头创作和集体流传的叙事方式,凝结着青海各民族集体记忆、朴素情感和民间智慧。无论是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故事,还是叙事长诗、谚语谜语等作品,均不是某一个体一朝一夕的创作,而是世代传承积累、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
  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体创造、集体传承,在流传过程中,常常通过讲述者或转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改造,进行集体的修改和传播。口头性是集体性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许多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在长期没有文字记录的状况下,依靠通俗晓畅、朗朗上口的民族语言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和历史记忆多以地方方言或本民族语言为创作载体,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具体场景的再述、英雄人物的刻画、心理情感的表达,都融入了大量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口语,表现出简洁质朴、形象生动、幽默直白等浓厚的口语化风格。
 
  三、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历史记忆的文化功能
 
  正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民间文学蕴含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同样发挥着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教化规训等功能作用。
 
  1.文化传承功能
 
  人类的许多历史记忆往往并不是必然和真实的与过去相联系,许多因素均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所在时代背景和具体社会情景所决定,并对现实之中的群体及其后代的文化情感和认同产生影响。过去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记忆成为社会事实后的影响。因而,民间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
  “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文化史确与原始时期和上古时期的神话遗产有着这种或那种关联”,许多民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同样与本民族历史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记忆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之一,作为象征符号,蕴含着民族精神。青海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民族文字,即使对有文字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而言,许多历史文献也紧紧掌握在上层精英手中,普通民众对文献中记载的历史记忆常常缺失,关注和记忆的多为与自己部落、家族、近世祖先相关的历史。因此,青海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常作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载体和文化积淀,反映着祖先历史、生存环境、久远风俗等。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往往通过集体传承,群体性取舍和附加,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真实。
 
  2.文化认同功能
 
  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均有凝聚文化认同的功能,正因为有凝聚认同的功能,它才作为不同群体自我辨识和认同载体而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
  一个民族或区域群体的历史记忆不仅仅是缅怀祖先功绩、追忆历史轨迹、叙述荣耀或苦难,并且还隐含着作为共同体的认同基础。这些民间文学在表达自我认同的同时,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一旦受到现实社会和生存环境等因素影响,常常就会将其中的一些叙事内容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修正与解释。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中包含着的族源历史记忆,其实质就是本族群对其自身文化的认同,隐含着集体对族群历史记忆的选择,并将一些历史记忆融汇至民间文学文本之中。因此,带有历史记忆性质的民间文学蕴含着本族群的文化记忆,是含有该族群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重要文化文本,折射出文化认同、情感态度、历史认知。“历史叙述将生命的机体概念形象化。民族英雄是这一生命的保障者并安眠在民族记忆的神殿里。”如《格萨尔》史诗中多次提及格萨尔所在的氏族谱系,传唱《格萨尔》不仅仅是向人们演述英雄故事,还用来解释民族或部落的起源和发展,起到血缘与文化上的寻根作用。人们在传唱《格萨尔》史诗的过程中,通过重复性叙述、信仰仪式、民俗活动等,强化集体记忆,汲取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认同。
  此外,在当代许多青海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族群文化识别符号成为最具象征意味的文化标识,凸显着作者或作品的身份隐喻。许多文学作品中,连缀贯穿着历史文献或民间文学中族群的历史记忆,表达着作品的族群性特征,表现着独特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如撒拉族作家和学者充分利用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元素,“对撒拉族文化的梳理诠释和不断地再生产,‘我们是尕拉莽子孙’的祖先认同意识,在撒拉族中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承认”。人口较少民族往往以文学形式书写本民族文化,以确证自我民族归属,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及书写立场,生成大量以重述历史为题材的文学现象。
 
  3.审美体验功能
 
  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中蕴含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愿望梦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寓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哲理。“民间文学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青海多民族民间文学汇集了各民族集体创造的智慧和艺术,各民族先民作为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美好期盼、爱憎好恶、思维逻辑融入到了民间文学当中。如青海各民族民间文学中以质朴的语言赞扬本民族的英雄人物,藏族格萨尔王、蒙古族汗青格勒、土族祁家延西、撒拉族麻斯睦等,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青海民间文学中的朴野壮美与威严狞厉之美。又如民间流传的禄东赞故事,包括聪明的禄东赞、智胜婚试、巧离长安、日月山的传说、逃离拉萨、修建大昭寺、青海湖的传说等七部分。这些故事比正史记载更为形象生动,使受众在欣赏过程中常常感受到一种如身历其境的想象美感。
  青海各民族对民间文学的审美体验共同特点不在标新立异,而重在对自己熟悉的口头传统的记忆,重在不断重复。这些审美体验常常融汇在群体性的在场情境中,这种情境随着民间文学表达或展演的结束而消失,然后又随着再一次的表达而有规律的反复出现。
 
  4.规训教化功能
 
  除上述功能外,青海多民族中许多带有历史记忆色彩的民间文学还具有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教化功能,如藏族《格萨尔》《青海湖的传说》《金城公主的传说》《隆宝赛日钦的前世与今生》《四季的来历》等,土族《格赛尔》《黑马张三哥》《唐德格玛》等,蒙古族《汗青格勒》《英雄额尔赛尔》《勇士道力吉海》等,撒拉族《骆驼泉的传说》《耶尔特仁根冬巴合》《韩二哥》等。这些传说和民间故事既有歌颂父母养育之恩思想,又有敬畏自然、爱国爱家、歌颂英雄人物,赞美牲畜等内容,也有为人处世之道,还有总结自然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发挥了规训教化、净化人心等功能。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和网络尚未彻底进入各民族家庭,青海许多民族的传统道德思想和善恶观念,大多借助这些民间文学或各种民间仪式才得以重复性强化和传播。先于这个时代以前,成长于农村牧区的各民族青少年更是深受本民族民间文学影响,自觉习得传统伦理道德和民俗习惯,内化为做人处世之道和永远的乡愁记忆。
 
  (原文刊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梁春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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