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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 胡梦蝶]云南苗族山岳文化变迁与生计方式演变
  作者:郑宇 胡梦蝶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3-24 | 点击数:2345
 

   摘要:对云南多个苗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他们的山岳文化主要体现在独特的族群结构、村寨建筑布局,服饰、文学艺术,以及仪式与宗教等方面。这种山岳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在苗族人与高地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相互适应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游动性、有限性与互偿性。不断迁移流动的生计方式是形成这种山岳文化基础。它们在现代变迁中持续地调适,从而演化出新的特点。

  关键词:苗族;生计方式;山岳文化

        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数据统计,中国苗族总人口约894万人,云南省为104万。云南与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普遍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20℃,属亚热带气候。他们总体上自称Hmong。其中较为特殊的,不同于以上其他支系的另一支系,是云南东北部与中部一带的大花苗“Ad Hmaob”,他们以信仰基督教为突出特点。关于该区域苗族的研究,有美国苗族学者Yang Dao的《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Jean Michaud和Jan Ovesen的Turbulent 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Mountain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以及Cziasarh Neng Yang的Cultural Capital:Old Hmong Culture in Modern Times等。另外还有J.Lemoine的青苗社会组织分析,W.R.Geddes的社群与生计方式的关联研究,N.Tapp(王富文)的宗教、难民与族群结构性适应,Gar Yia Lee的苗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保存与延续等。其中,越南学者陈友山的《赫蒙族文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越南苗族的基本状况。而中国的研究者主要有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杨渝东的《永久的漂泊:定耕苗族之迁徙感的人类学研究》,本人关于越南苗族仪式的专著,以及古文凤、熊玉有、台湾王乃雯等的研究。本文将主要从苗族的生计方式变迁,来讨论该民族山岳文化的特点。

  一、苗族山岳文化的传统内核及其现代延续

  苗族的传统山岳文化体现在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囊括了人们对待自然和资源的观念与实践,涉及他们的生计方式与行为模式,与之相关的超自然文化体系和文学艺术等方面。

  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基点,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游动性。这是苗族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原因所在。而民间俗语还有“桃树开花,苗族搬家”;“苗家吃水竹筒背,翻山越岭行路难,一到桃树开了花,干旱到来忙搬家”,以及“老鸦无树桩,苗族无地方,背着犁铧去讨饭”等谣谚。

  苗族的山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苗族先民建立“三苗”王国,到“荆蛮”兴起,迁居武陵和五溪,最后到现代的散居云贵高原。他们持续地保持着朝向东南方向较大规模的迁徙。不仅如此,在各区域内部,还不断发生着短期的、持续不断的、往返不定的小规模迁徙。

  直至当代,苗族人的频繁迁徙仍在持续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不断要求各民族从游动状态稳定下来。但即便是在1950至1990年代初期的严格管理时期,苗族人仍存在不同形式的流动。如在跨境流动方面,1950至1960年代初期,部分苗族因为受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影响,尤其是在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便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迁出。其间,还有零星地从中国嫁往越南的苗族新娘。而在国内流动方面,也有少量家庭在一定区域的不同村寨之间不断迁徙。如昆明周边的B村,1960年代便有两户家庭依托姻亲关系迁入本村。此后的另一次较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发生在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因为越南实施的排华政策,大量苗族边民迁入了中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因为没有分配到土地而成为难民。如在中越边境马关县的C村,当时便有8户迁入,并且后来全部成为了难民。

  更具代表性是在1976~1999年的15年里,越南黄连山省有32121赫蒙族人自发地移居。甚至1990年代初期,该区域每年仍有3000人左右的不断移居。而在中国当代,这种游动同样没有消失,而是以其他少数民族中较为少见的举家搬迁,即彻底离开本土的打工方式继续延续着。在西双版纳中国老挝边境的G村,有8户以烧荒垦地为生的苗族,是分别从文山、红河等地辗转迁徙过来的。而当地政府只是给较早到来的2户落户,其他6家则选择继续迁往别处。昆明附近的B村,同样先后有2户家庭因为租种其他村寨的土地,彻底迁出了本村,但他们的户籍仍在当地。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搬迁后绝大部分都再也不回原居住地。可见,苗族在当代的迁徙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长期的迁徙传统在该群体身上烙下了深刻痕迹,它们表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生计方面,苗族人长期开展不断游动的刀耕火种。其次,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的社会结构显得极其多样化,不同国家、区域的内部的社会具体结构方式复杂非凡、灵活多变。他们表面看来极为零散,但却又能通过周期性仪式、族群与民族认同等实现较大规模的整合,甚至发动类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挝“秘密战争”等大规模社会运动。最后,在文化方面,数百年的迁徙让该族群产生了内部文化的高度多样性。迁徙元素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支系、村寨布局,文学、服饰、建筑等艺术,以及仪式与宗教观念等几乎所有方面。

  其一,在语言方面,云南与东南亚苗族所使用的语言属苗语三大方言区中的西部方言。这种方言内部又分为八种次方言。其中部分差异超过30%。此外,这部分苗族的支系达数十个之多,包括Hmongb Shib(或Hmongb Lens)、Hmongb Nzhuab、Hmongb Dleub、Hmongb Shuat、Hmongb Soud、Hmongb Buak(或Hmongb Dlob)、Hmongb Bes等。他们之间的重要节庆、仪式、风俗习惯等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有的支系之间甚至因为发生过战争而严格禁止通婚。

  其二,在村寨建筑方面,首先是苗族的村寨乃至家庭的土地大多边界模糊。村寨边界的模糊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心理的。如云南苗族村寨几乎都不存在寨门,对村寨边界人们的认识也不够精确。于是导致今天仍广泛存在的“插花地”现象。它是指各个家庭乃至各个村寨之间土地相互交杂并存的现象。较为极端的个案,是有的家庭的土地竟然是由不同位置的六七个小地块构成。而在文化层面,则具体表现为村寨性的仪式活动——祭龙,每年的主持者均为各家轮流担任,由此表明他们的村寨中不存在族长、首领等传统权威。村民各家庭建筑也倾向于高度零散的格局。这种较高程度的均质与平等,应该同样是长期迁徙流动的产物。

  其三,在文化、服饰艺术等方面,该区域苗族神话传说许多都与迁徙、战争等直接相关。如苗族众多的关于民族起源、发展的神话传说。而服饰的花纹,则被视为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大花苗的包裹式的独特发型,据说是用于紧急情况下搬迁时储存粮食种子之用。最后,他们的部分传统房屋只是极为简易的、由树桩和茅草构成的“叉叉房”。

  其四,在仪式与宗教观念方面,如“做嗦”家族仪式主要只在Hmongb Nzhuab中存在,不同支系在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仪式的环节和先后顺序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别。甚至在支系内部的各家族之间,他们的很多家庭的重要仪式的具体环节都是差异极大的。进而,他们的神灵的谱系,特别是极为重要的祖先神灵,同样表现出短暂性的特点,即他们缺乏汉族安土重迁的观念。而且,他们对于祖先的祭献大多仅限于三代之内。

  由此可见,迁徙是构成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核心所在,并广泛地渗透、体现在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特点,东南亚苗族研究学者王富文(Nicholas Tapp)才指出,苗族驾驭“边界”的能力尤为突出,他们“擅长于边界的跨越”。相关研究对苗族迁徙文化的文化艺术方面已有较多关注,我们将集中探讨这种迁徙文化的形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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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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