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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者:梁其姿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2-13 | 点击数:777
 

   本文就中国医疗史所反映的“现代性”或“近代性”(modernity)问题尝试提出一些反省。虽然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研究里仍是新兴的范围,但是目前所见研究的成果里,已看到涉及中国近代性的讨论,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本文提出三个考思的方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切入点。第一点是最明显的,就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因西洋医药的引进所引起医学知识体系、社会医疗制度的变革。此时,中国在时序上走进“近代”。第二点是有关“近代”西方医疗史的发展背境。于此,笔者希望说明西方的“近代”医疗制度的复杂历史因素是独特的,中国并没有类似的经验。同时,从西方启蒙的经验,我简略地综合近年西方学者对这段包括殖民医学在内的西方“近代性”的批判,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取向的可能性。第三点是从第二点出发,那就是我们应更灵活地思考中国“近代性”的问题。即所谓“近代性”并不一定是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医疗史的特色,而可能是更早的历史现象,这些现象透露出类似现代社会的医疗理性、创新与策略。换言之,或许从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去追溯、甚至定义其“现代性”是更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说明我们得努力摆脱长久以来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竿的“近代”史观,才能重新思考中国的“近代性”,而从医疗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是有效的。

  一、中国医学知识体系与医疗卫生体系的“近代化”

  20世纪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讨论多围绕着“近代化”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主题。论者多先设定一套衡量进步的标准与一个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明确了解的目标。所谓“现代化”,就是中国朝往此目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暂时抛开理论性的辩论,单从过去一般中国历史学的研究看,有关研究,多半集中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随的文化革新。从清末的新政,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较后期的工业化、政治改革,甚至妇女运动、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等,均被视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努力往特定的“现代”目标渐进的一段充满曲折与挫折的历史。一些学者将“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与“失败”的中国近代化相比,认为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历程,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日本成为殖民母国,中国则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者。简而言之,20世纪中期左右的中国现代化讨论焦点,集中在中国在血泪中步履蹒跚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科技的过程上。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模式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其他文化必须模仿以求进入更高文明的阶段。因此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印度的近代历史,大部分是从“近代化”或“西化”的角度写成的历史。这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史学研究的内容特色。

  相对于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在1929年提出“废止中医”的极端立场,上述的“中西汇通”、“改造中医”的努力显然是折中的做法,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但无论是极端的废医还是折中的以西医改良中医说,都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模式”。前者主张全盘接受西医,放弃中医,后者以西方科学改革中医,以保持中医的“精粹”。两者均以学习西方医学与科学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近百年来的确被认为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文明进化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落后文明如要步入“现代”,均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制度与科学。换言之,面对西方的医学与科学,中国只能持虚心学习的态度。无论持哪一个立场的人,都认为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甚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完全正面的,而且这个“现代化”过程是必需的。以“中西医汇通”方式把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做法如今已成定局。今天所谓“传统”中医的训练,无论在台湾或大陆地区,都包括了西方生物医学的基础课程。换言之,如今的所谓“传统”中医对身体构造、病因解释、药物分析、治疗原则等的了解,基本上已异于19世纪以前的传统,而更接近西方生物医学。这样的一个现代中医知识体系到底在哪个意义上仍保留传统的精粹?它在“现代化”或“西化”的过程中所牺牲的部分今天是否仍为大部分医者所了解?换言之,如何评估这个“现代化”的代价?如何了解“现代化”后所谓中医体系的本质?对这些疑问,至今似乎仍没有中肯而深入的讨论。“中西医汇通”这个口号喊了快半个世纪以后,与邓铁涛同年的著名医家裘沛然(1916—2010)曾在1958年这样说:“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西医有西医的科学根据,中西医学术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而目前的所谓‘合流’,恰恰存在一种勉强撮合、貌合神离、急功近利与哗众取宠的情况。”而半世纪后的今天,这个批评是否仍有效?原来所谓“哲学”的中医是否仍保存其大部分的“哲学”?如果“科学”取代了“哲学”,中医是否仍能保留其传统体系,或所谓其“精粹”?比裘沛然再晚一辈的中医学者廖育群(1953—)指出:“新一代的中医可能是在当今这个所谓‘科学时代’中使用古代思维、语言文字、科技手段最多的人,但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个体系并有志于研究整理,那么他们头脑中的‘古董’绝不是太多,而是不够。”过去以政治、舆论力量催生的“中西医汇通”的中医“现代化”过程渗进不少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催生一个名副其实的结合着西方科学的新中医体系?还是只是制造了一个为了迎合科学化的诉求而牺牲了传统知识核心的拼凑体?这个疑问仍有待具中西医学训练背景的专家作系统的检讨。

  西方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当今中西医汇合的治疗方式作了描述与分析,并称之为“活着的传统”,意思是现今的中医与过去的“传统”并未发生基本的断裂,仍是改变中的、有机的传统。Scheid认为中西医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医学规范模式(paradigm),但仍然有沟通的可能性。医疗方式亦可以是多元的。然而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似乎仍没有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提出具体、系统的分析与评估。在今天主流西医学对非主流医学采取更包容的态度,而且中国对本身的文化、乃至于中医学较具信心之际,这个问题应该比一个世纪以前更能引起平心静气的理性讨论。然而当年以“中西汇通”的方式把中医“现代化”或“科学化”的做法,并不止于“改良”中医知识体系或治疗方式。捍卫中医更重要、更实际的考虑是让中医师能够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中重要的成员,包括使他们能参与检疫、疾病预防与医疗法规的修订等重要公共政策。即借此保护、巩固中医师在现代政体里的发言权。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医界深刻体会到的危机不单来自医学知识本身所面临的困境,更致命的是传统医学知识的传授机制、职业的管理与现代政权、体制脱节。例如:传统中医的行医资格并非由官方的学校或考试认定,使得中医师无法经有效渠道加入官僚系统,或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传统中医师的专业与政治前途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清末民初中医师在困境中的挣扎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医疗体系的深刻变化,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政体重要的构成部分。这是中国面对当时世变所必须做出的改革。虽然这个新体制大体上建立在西方近代医学知识与政治意义形态上,但是中医界的参与,使之成为与西方不尽相同、深具在地文化特色的体制。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在建立过程中所透露的“现代性”,是史学工作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语言的层面,即显示其复杂性与文化独特性。“卫生”此一古老名词在词义上的更新,巧妙地诠释了有关个人及国体健康观念“现代化”的特色。近年来学者对近代“卫生”一词在词意上、内容上的转变,已有不少深入的研究,如台湾地区的刘士永、雷祥麟与中国大陆的余新忠。美国学者Rogaski更提出英文hygienic modernity(卫生所彰显的现代性)一词来翻译含义复杂的近代“卫生”一词。此词所隐含的意义不只狭义的与医疗、人民健康有关的行政制度。在清末民初中国所处的困境中,“卫生”透露了多层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政体、社会与个人从落后、“病态”的传统提升到“健全”的“现代”文明的需要。讲求卫生不单是个人身体与精神上的提升,更是国族集体的提升,“卫生”一词意味着“健康”不再单是个人“养生”的问题,而已成为公共领域事务。医疗卫生的语言将中国近代个人与政体的共同焦虑与期待恰当地表达出来。“卫生”也成为彰显中国“现代性”最常用的概念与用词之一。这个出自庄子的古老名词,经过明治日本再传入中国之后,巧妙地诠释了一个源自传统,但企图突破传统,以求快速进入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诉求与方法。也因此,建立现代的“公共卫生”成为此时公认的一项重要的国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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