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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民间文学“动态文体观”研究的一个范例
——序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
  作者:杨利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12 | 点击数:2091
 

 

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

  鹏程自大学本科的末期起便入我门下读书,从此不离不弃,直到博士毕业。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付梓,嘱我写一篇序言。作为导师,我在由衷地为他高兴的同时,也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认识的有关该书及其作者的情况,在这里稍作介绍,也许对读者诸君更好地了解此书有些助益。

  毫无疑问,“文体”(genre,一作“文类”或者“体裁”)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一般人听到“民间文学”,往往会立刻想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等;《民间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总会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各种文体的定义、分类、内容以及形式上的特征;学者们在论述“民间文学/民俗是什么”的时候,也常用各类文体来加以举证。比如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在结构上实际分作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一般基础理论,另一部分就是“体裁分论”,其列举的民间文学体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等。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其所编的《世界民俗学》一书中,也认为要回答“民俗是什么”,“对初学者来说,将民俗的各种形式,分项列举来加以表述,恐怕是最合适的了”,他列举出的文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圣歌、符咒、祝词等等。由此可见文体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文体不仅构成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也划定了这一学科的边界。因此之故,美国民俗学者伯特•范恩图赫(Burt Feintuch)在其所编的影响甚广的一本书《表达文化研究中的八个关键词》(Eight Words for the Study in Expressive Culture)中,便将“文体”与群体、艺术、文本、表演、语境、传统以及认同(identity)一道,列为表达文化研究领域的八个关键词之一,它们构成了表达文化研究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

  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对文体的探讨经历了与主流范式的变化相一致的转向。1960年代中后期以前,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盛行的是“以文本为中心”(text-centered)的范式,它着力关注的是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静态的、具有自足性的口头艺术事象。与此取向相应,学者们对于文体的研究,也往往是从学术分类的立场和目的出发,将文体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一系列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是“不断变迁的历史着重点和差异化的文化观念和用法背后的恒定形式”。

  不过,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诸多变化,世界民间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研究方法的转向,这些转向主要体现在:从对历史民俗的关注转向对当代民俗的关注;从聚焦于文本转向对语境的关注;从对普遍性的寻求转向地方性的民族志研究;从对集体性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个人)的关注;从对静态的文本的关注转向对动态的实际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关注。这些转向也深刻地影响了学者对文体的认识——文体逐渐不再被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而是深置于语境之中的动态形成过程,而且,不同的主体也会有不同的文体认知和划分方式。比如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在《民间文学文类》(Folklore Genres)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作者们都共同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口头传统的形式并不仅是用于档案馆、文献陈列室和图书馆的分析性建构和分类性范畴,而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模式,它们存在于人们的知识之中。”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Ricard Bauman)也曾这样定义文类:“从表演的角度看,文类被更好地理解成了一种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它由社会所提供并为文化所模塑;它是一种模式(或者参考性框架,或者一整套预期),能够为将一段言语模塑为形式上得体的、可被理解的话语提供指导。它是区分种属的体系,为表演社区中的成员所运用,也正是我们这里通过民族志式的参考框架——而并非一些学者为了比较目的而提出的更加广泛的分析性类别范畴——所要探求的对象。”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也逐渐发生了从文本研究向语境研究范式的转向。不过,相对于各类具体民俗事象的探索而言,这一转向给文体研究带来的变化并不显著: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依然往往将文体视为自足的、静态的学术分类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近十多年来有两部源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著述,对文体研究有较为重大的推进。一部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日本青年民俗学者西村真志叶的《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该著的显著成绩,在于促进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从“客位”(etic)向“主位”(emic)的转变:作者不再将“体裁”视为研究者用于分析和分类而建构的概念,而是聚焦于特定社区中的行为主体(她所研究的燕家台人)有关地方体裁的“共同理解”,揭示出他们按照这种理解或知识来实践体裁的过程,进而从文体的角度突显出了民众主体世界的重要性。

  另一部就是鹏程所撰写的本书了。它的主要成就,则在于推进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向。

  如前所述,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的民俗学界,往往依旧将文体视为与语境无关的、静态的、自足的形式与内容特征的集合,例如,将神话视为“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具有历史性和传奇性;曲艺(民间说唱)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相声则具有讽刺和抨击丑恶的特点,如此等等。这些话语至今在学界和社会上广泛传播,似乎已经内化成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本书作者却对这种静态的文体观发起了挑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动态的文体观”:主张“不能把文体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对象来看待,必须用动态的、建构性的视角来考察文体的演进”(“结论”)。围绕着这一核心论点,该书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对相声的改进为考察对象,通过丰富翔实、细腻生动的资料梳理和民族志深描,深刻地揭示了相声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们认识相声这一文体产生的巨大影响。具体而言,我认为本书的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动态的视角,将相声这一文体置于十七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立体而生动地展现了国家、社区、艺人、观众以及现代传媒技术等多重因素对相声改进过程的影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十七年中,相声的表演者、文本、功能和观众都是在与社会语境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的,而这一改进的过程也正是相声传统被建构的过程:无论是“讽刺精神”的挖掘,还是“说新唱新”功能的赋予,其实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力量互动协商的结果。因此,相声“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定格的超有机体,而是在与社会政治权力、社区传统、表演者的需求的多重对话与协商中产生的社会性形式”(“结论”)。“动态文体观”的提出,突破了将文体静态地看作“恒定形式”的桎梏,彰显出“社会”维度的重要性,显示了文体研究对于探寻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有助于研究者在文本、语境、表演者、观众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维度上,更全面地把握文体的形成和变化规律,从而更深刻地洞察文体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其中蕴含的人类的文化创造力。

  第二、在着力揭示文体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同时,也展现了文体自身的内在规约力。尽管本书的作者秉持建构主义的立场,但他并未将文体归于永远变动不羁、毫无稳定性可言的范畴,进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相反,在倡导“动态文体观”的同时,他也指出了文体自身具有一定的内在规约力,即“使文体的属性稳定化的核心因素,指的是文体在历史积淀、社区传统、社会关系与观众趣味的影响下,沉淀下来的一些核心性的形式与内容”,它们构成了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体会受到各种力量的模塑,但是只有遵从了文体原有内在规约力的“改旧编新”,才可能获得成功。以相声而言,尽管十七年中对相声的改进力度十分猛烈巨大,甚至常常改变了相声的主题和文本结构,但是并未能改变相声“逾越秩序,制造‘包袱’”这一根本特征,由此可见,“语境与文体的内在规约力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这一观点对目前盛行的语境研究范式具有积极的纠偏作用。

  第三、进一步指出了动态文体观研究的四个主要维度,为未来的相关探讨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描绘相声的变迁史,也没有止步于倡导一种动态的文体观,而是进一步希冀为动态文体观的研究实践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模式。作者认为,若要对文体进行动态的考察,其中四个维度最为重要:一是文体的内在规约力;二是文体的生产方式;三是表演者理解和驾驭文体的能力;四是社会对文体的规约与赋值。这四个维度彼此交叠,为考察文体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观察视角。我相信,这一熔铸了作者诸多心血而概括出的模式,会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本书视野开阔,逻辑清晰,资料翔实,文笔晓畅,有比较突出的理论建树,为民间文学的动态文体观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2013年初夏,鹏程以这篇博士论文进行答辩时,得到了委员会学者们的一致赞誉,认为该文“创造性地采取了动态的文体观,关注于‘文体的社会建构’,考察了政治话语、表演者、观众、艺术生产等因素与相声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是一个重要推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如今摆在读者面前的书稿,又经过了作者的多次修订,主题更突出,行文也更严谨了。

  当然,本书也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觉得其中主要的一个不足,就是对文体的理论探讨还不够集中和深入。作者似乎在相声的文体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对文体研究进行更有效的凸显,因此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不时会觉得更像是纵观相声的社会史。如果目标更加明确笃定、对文体的理论阐述以及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对话更为丰富和集中,本书的主旨会更明晰,探讨也会更有力。

  这里再说说作者。鹏程是师从我时间最长的弟子之一。他天资聪颖,很有悟性。我在指导的时候,常常话一出口,他便能立刻敏锐地领悟我的意思,并能举一反三做进一步的阐发。能指导这样的学生,常常让我打心里感受到做导师的幸福,也常深自庆幸这一“师生缘”。更难得的是,鹏程十分努力,酷爱读书,是我们“杨家将”(我门下弟子的自我戏称)里有名的博览群书者。2012年,他还曾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学,视野由此更加开阔,他的敏锐和勤奋,也得到其美国导师苏独玉(Sue Tuohy)博士的赞誉。在本书中,他的广博和敏锐有鲜明的体现。

  鹏程当年以优异成绩报考民间文学学科,原是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意图通过这一密切联系着民众和现实的学问,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做出贡献。我很赞同他的追求,也欣赏他的锐气和热情。希望他在第一部专著顺利出版、初战告捷之际,能继续坚定信念,奋力鼓棹前进,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广阔天地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是为序。

  2018年5月1日于北师大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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