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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玲]“创造传统”:当代新加坡中元节研究
  作者:曾玲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6-27 | 点击数:1408
 

   一、前言

  中元节又称“普渡”,又称“鬼节”,是中国的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节庆。有关中元节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学界一般认为,经历代王朝的提倡并与传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祖先和鬼神的信仰和祭祀活动相结合,至少在宋元以后,“中元普渡”已成为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民间习俗及节庆活动。

  中元节是伴随近现代华南移民的南来拓荒而传入新加坡,并在新加坡社会变迁时空脉络下,逐渐从中国传统节庆转变成为新加坡华人中元节。这一历史进程大致可以1965年新加坡建国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1965年以前的新加坡处于英殖民政府统治的移民时代,华人则主要是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相继来到这片新土地拓荒。在不同于祖籍原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南来的闽粤移民一方面要应对陌生与艰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因英殖民政府实施半自治的统治政策,闽粤移民必须进行社群整合与社会建构,才能维持华人社会运作。在这样的时空情境下,传承自华南的传统中元节被打上新加坡移民社会的时代烙印。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结束英国政府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华人也从中国华南移民转变身份认同,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建国后的五十年来,新加坡面对一系列问题。诸如国家认同之建构、社会重组与城市重建、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和谐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如何在急剧社会变迁情境下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维系华族民族与文化认同、重整与强化华社凝聚力、以及如何与马来、印族等和睦相处共同建构新家园等,亦是占新加坡国家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华人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在上述新的时空背景下,新加坡中元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演化进程。

  首先,历经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元节这项传承自祖籍地的中国传统节庆已经发展成为今天新加坡重要的一项节庆活动。根据笔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的持续观察,在每年的农历七月期间,全新加坡到处可见“庆赞中元”的旗帜与标语、祭拜“好兄弟”的祭坛与大香、琳琅满目的祭品与“福物”等。到了夜晚,千人乃至万人的“中元晚宴”在大街小巷和酒店登场,而歌台的音响与演唱声、“标福物”的“喊标”声也在全岛的各个角落热闹响起。上述景观汇成一道具有浓郁新加坡本土特色的人文风景线。可以说,参与每年中元节的华人人数之多,“庆赞中元”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之广,都远在其它华人传统节日之上。

  其二、中元节成为当代新加坡一个具有社区意义、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华族的传统节庆。根据新加坡当地报章的报道,“中元节已经走入基层民众的生活,不单个别家庭自己祭拜,有组织的庆赞一年甚一年。------有的市民一年赶三、四个中元会,社区领袖、国会议员在中元节期间,也忙着赶中元酒会,与民众同乐”。不仅如此,至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元节正逐渐吸引马来、印度等非华族的参与,为新加坡的种族和谐与互信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舞台。

  其三、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中元普渡”相比,为适应新加坡建国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元节在活动方式、内容以及功能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出现了制度化的组织机构“中元会”。在中元节活动方面,除了延续殖民地时代的祭拜仪式,还出现了“标福物”与“中元歌台”等新内容,并由此催生可观的“中元经济”。以1996年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新加坡的三百万人口中,大约有百万人次自发参与了农历七月期间的“庆赞中元”活动。这一年包括酒宴、福物、歌台等总共耗费了近4000万新元(约合当时24000万元人民币)。2001年的中元节,不包括“标福物”与歌台等费用在内,其他的消费已达3600万新元。至于“中元歌台”的数量,2012年大约有400台。2014年的中元节亦有歌台300-400台。与此“庆赞”规模相适应,新加坡出现了“中元歌台台主、福物制造商、赶场献艺的艺人、喊标人”等与“中元经济”相关的行业。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长期的田野观察,并结合已收集的各类资料和研究积累,从新加坡中元节的组织形态、庆赞方式、活动内容、文化与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具体讨论华人社会如果透过孤魂崇拜的“庆赞中元”,来解决新加坡建国五十年以来所面对的诸如中华文化认同、宗乡社群的边缘化、多元种族和谐等的各种挑战。在“结语”的部分,笔者将运用“创造传统”的理论,讨论新加坡的中元节如何以传承自华南传统节庆的“旧形式”,创造性地发展出适应新加坡时空变迁需求的“新的过去”,并以此为个案研究华人文化之建构等问题。

  二、中元会:“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

  1、中元会的出现与特点

  与殖民地时代相比,建国后新加坡中元节的一大变化是出现“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中元会。

  从保存下来的《叻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新报》等华文报刊,均未见涉及每年农历七月中元节活动中与“中元会”相关的报道。另根据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新加坡中元节的田野调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当时城市与乡村“中元普渡”活动主要由庙宇和会馆组织与举办。

  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无法确定新加坡中元会最早出现于何时。不过根据所收集的华人社团特刊等资料,海南社群的“昭应祠”在1970年创设的中元会,应该是新加坡华人社团和庙宇组织中较早设立的一个中元会。到了上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华人社会已普遍设立中元会作为中元节活动的组织机构。以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义顺社区为例。该社区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设立各类中元会达二十二个。

  到了九十年代中叶,华文报刊不时出现有关全新加坡中元会数量的统计。如1996年的中元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一年仅参与“广惠肇留医院”筹款活动的中元会就达到900多个,显示当年“中元会”的数量至少已在千个以上。

  作为为因“庆赞中元”之需而设立的民间社团,中元会与传统的华人宗乡社团如会馆、宗亲会等相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中元会的组织原则非常宽松。不论哪一类的中元会,参与者基本不受社群所属之限制。即使是由具有社群边界的会馆组织的中元会,其会员或参与中元节的活动者亦可来自别的社群。

  第二,绝大多数中元会并非常年运作。中元会的基本功能是筹办与组织每年农历七月的“庆赞中元”活动。为此,各类中元会通常在农历六月前后组成并运作,待中元节整个活动结束后即停止工作,直到来年中元节前再重组。故虽然中元会已成为周而复始不间断地在每年农历七月举办的中元节的制度化机构,但对具体的中元会而言,它却仅是每年一设、且非常年运作的组织形态。

  第三、作为非常年运作的机构,中元会成立时无需向政府正式注册。中元会与政府发生关系,主要是为其主办的中元节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准证。

  基于上述特点,中元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基层的民间机构。由于中元会不需要正式注册,故它的人员组成与变动可以非常灵活,与此同时也使其运作极易受到社会变迁诸因素的制约。(以下结合中元会的分类与组织形态进行讨论。“此句删除)

  2、中元会的分类

  要对新加坡的中元会进行精确的分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新加坡的中元会遍布在全岛的各个角落,数量很大。更重要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元会,其组织原则并非单一。以下笔者根据各类文献与田野资料,尝试对新加坡的中元会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1)庙宇中元会

  由庙宇主持与举办“中元普渡”,是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的普遍做法。此一传统历经移民社会一直延续到当代。在每年的农历七月,新加坡的各类庙宇,包括佛教如双林寺、道教如三清宫、以及遍布在全岛各个角落的华人民间宗教庙堂几乎都举办“庆赞中元”活动。与殖民地时代不同的是,当代华人庙宇多组织中元会,并由其组织操办中元节活动。

  另一不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联合庙”与“联合庙”组织成立的“中元会”。所谓“联合庙”,是指“集合至少两间有善信基础、有经济条件与有整合意愿的庙宇,联合向建屋发展局或裕廊镇管理局申请购买租赁期三十年的地皮”联合建造的庙宇,其“最常见的形式是联合宫与联合庙”。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加坡市区重建的产物,“联合庙”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新加坡的宗教地理景观,亦有助于促进华人的新地缘关系之建构与对新社区的认同。

  根据联合庙出版的特刊、报刊报道与田野调查资料,有关联合庙组织的中元会,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由联合庙统一组成的中元会。另一类是联合庙中的各庙宇分别组织中元会。前者如“淡滨尼联合宫”。该联合宫由十个庙宇组成,由统一的组织“中元会”筹办每年农历七月的“庆赞中元”。后者如“大巴窑伍合庙”。该联合庙现由潮州社群的“亚福律大伯公庙”、福建同安社群的“山竹园福德祠”、“聚天宫”、以及海南社群的“昭应祠”等四间庙宇所组成,而每个庙宇均设立中元会主办中元节活动。根据笔者的田野研究,后者的情况似乎更为普遍。不过由于中元节活动的开放性,因此不论是哪一种组织方式,都有助于联合庙及其所属信众的整合。

  (2)华人宗乡社团中元会

  据《叻报》的报道,会馆、宗亲会等华人宗乡社团在殖民地时代的“中元普渡”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使这一传承自华南的传统节庆被烙上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之印记,并伴随时代变迁成为新加坡中元节的传统特点之一。不过,由于建国后华人社会与中华语言文化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许多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已经取消了中元节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伴随世界局势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华人社会的转型和中华文化的振兴等时空变迁,“庆赞中元”再次走入华人社会,成为许多宗乡社团的常年活动内容之一。许多会馆、宗亲会成立“中元会”,在农历七月期间举办庆赞活动。

  (3)新镇社区中元会。

  如果说庙宇、华人宗乡社团的“中元会”是延续移民时代华人社会“中元普渡”传统基础上建立的主办机构,那么“新镇社区中元会”则出现于新加坡建国之后。

  “新镇社区”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出现的新地理景观。1959年新加坡自治,面对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严重“屋荒”问题,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大量、快速地建造高层组屋,以低廉价格出售或出租给低收入家庭。1965年建国后,新加坡政府为了建构国家认同和发展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同时继续实行公共建屋政策,以彻底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伴随着郊区的开发,政府陆续将大量的城市人口迁移到位于郊区的义顺、宏茂桥、淡滨尼、后港、盛港、巴西立、巴西班让、金文泰、武吉巴督、蔡厝港等数十个新镇。与此同时,乡村的居民也被有计划地被安置到这些新镇居住。新镇是一个完整的社区,新镇内不仅有政府建造的各种类型的组屋和与之相配套的市镇管理系统,还拥有完整的“一站式”的教育、医疗、生活、交通等设施,如地铁站与巴士总站、大、中、小型商场与市场、学校与医院等。

  由于建国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区重建造成移民时代人们的居住与生活方式以及人群聚合形态等的改变,新加坡需要重组与重建基层社会与新地域认同,以促进全社会的凝聚力。新镇社区中元会的出现正适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新需要。由于中元节已经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项传统习俗,为了聚合来自各地的新居民与重建社区联系网络,华人在每个新镇都组织了各种类型的中元会以筹办“庆赞中元”活动。以新加坡大巴窑、宏茂桥、巴西班让、武吉巴督等新镇为例。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这些新镇,一类是以政府组屋为单位的中元会,如成立于1980年的宏茂桥10道、由居住在577座组屋的居民组成的“577联合中元会”、“大巴窑八巷中元会”等。另一类是新镇内商家组织的中元会。如“巴西班让生果批发市场中心中元会”;还有一类是新镇社区居民与商家联合组织的中元会,如“大巴窑中心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大巴窑七巷市场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武吉八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等等。这些分布在各个新镇社区、数量众多的不同类型中元会,把“庆赞中元”活动扩展到新加坡的各个角度,并形成全岛性的活动规模。

  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新镇社区中元会的会员,不仅有新社区的居民,还包括了这些会员在原来村落、乡镇等的亲朋好友等。如上节表1中所列的义顺新镇的22个中元会中,“天公坛中元会”、“合春格中元会”、“兴利芭春叶园中元会”、“南风善堂中元会”等,就是由殖民地时代该地华人村落、庙宇等的村民与信众组织的中元会。由此可见,新镇社区中元会在凝聚新居民的社区认同的同时,也是维系新老社区人群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4)行业、工厂与商场中元会

  一般说来,在农历七月期间新加坡各个行业公会、工厂和商场都会进行“中元普渡”活动。在当代新加坡数量众多的中元会中,与商贸活动相关组织的中元会占有相当的比重。如上表义顺新镇在1987年统计的22个中元会中,除原村落、庙宇、新镇组屋区居民组织的中元会外,其余就是小贩中心、工业区等组织的中元会。如“义顺镇商贩吧刹熟食中心联合中元会”、“义顺A工业区联合中元会”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些中元会如“星马歌台艺人中元会”、“新加坡鸡鸭商公会”、“森林商业中心中元会”、“大巴窑八巷多层工厂联合中元会”等,因其规模盛大或富有特色而几乎每年都会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有关“中元节专题”的报道中。

  除了上述商家,笔者的田野调查显示,一些政府部门,如移民厅、警察局和政府公共交通系统的地铁站和巴士总站也举办中元祭拜与庆赞活动。2006年8月笔者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由退休警察组织的“福建帮中元会”祭拜仪式。该中元会的成员当年均参与打击福建帮私会党,故中元会以“福建帮”为名。“福建帮中元会”从1996年开始,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七借用韭菜芭城隍庙场地举办中元祭拜及活动。

  3、中元会的组织与运作

  (1)、中元会的组织原则与规模

  中元会的会员构成与一般传统华人宗乡社团的组织原则有所不同。

  其一,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如会馆、宗亲会等,其成员都有祖籍、姓氏等的限制。而中元会的会员则基本没有社群边界。即使是会馆组织的中元会,虽然其会员基本上属于该社团,亦允许和欢迎非社团成员者加入。

  其二、中元会的会员是以“份”为单位。所谓“份”是一个非常宽松的概念。“一份”即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亦可以是一个商号或店号。不过,以个人构成“一份”的情况较为少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多以一个家庭或一个商号、店号为“一份”。

  中元会的规模取决于以“份”为单位的会员的数量。根据笔者2006年的田野调查,一些中元会如“宏茂桥10道577联合中元会”拥有380份会员;“义顺福发宫中元会”有会员138份、“大巴窑中心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会员124份;“淡宾尼联合宫中元会”有会员250份;“韭菜巴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则有会员500份。一般说来,中元会的开放性使其具有扩大规模的空间,如“韭菜巴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2016年会员增至575份。但有些中元会因经济问题而被迫解散或减少会员规模。如“哥罗福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当1972年该中元会成立时,有会员150多份,但后因各种经济社会等原因会员逐渐减少,到2006年仅剩90份。亦有一些中元会因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意限制中元会的发展规模。例如“宏茂桥10道577联合中元会”从1985年成立至1996年,一直坚守380份会员的规模。这显示作为最接近民间的中元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2)、中元会的构成与会员来源

  中元会的会员来源,一般说来与中元会的分类密切相关。例如,庙宇中元会的会员一般是庙宇周边的信众。传统宗乡会馆中元会的会员基本上是该社团的会员。新镇社区中元会的会员大多来自该社区的住户与商家。而行业、工厂与商场中元会的会员组成亦基本如此。

  然而,由于中元会所具有的民间性、社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非常灵活、多元包容及开放性的组织特色,使之很容易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中调整其会员结构。以新加坡南安会馆组织的中元会为例。该中元会在2002年以前的会员仅限于祖籍为福建南安的会馆成员。2002年后,适应社会发展与传统宗乡社团转型的需要,南安会馆以所在区域“水廊头”和会馆及南安社群所属的“凤山寺”名义,将原来“南安会馆中元会”改名为“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其会员也由会馆成员扩展到水廊头一带的居民和商家。根据南安会馆提供给笔者的资料,到2006年,该中元会共有会员85份,其中非南安会馆或祖籍南安的住户或店家会员大约占了三分之一。由此观之,当代新加坡中元会的开放性使其能够成为维系与重组华人社会的纽带,这也是新加坡中元节活动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元会会员的基本义务是缴纳会费。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等当地报刊的报道与笔者的访谈资料,每个中元会缴纳的会费并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数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例如,“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每份会费是96元、“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每份会费是120元、“淡宾尼联合宫中元会”的会费是60元等、“义顺福发宫中元会”的会费是27元、“韭菜吧城隍庙中元会”的会费是100元。在会员的权利方面,主要就是在农历七月期间参与中元祭拜,领取“福物”、以及出席中元晚宴。

  (3)、中元会的组成

  笔者在新加坡中元节进行田野研究中,除参与观察与访谈外,也收集各类相关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各中元会发放的请柬。由中元会制作的请柬,即作为领取“福物”的凭证发给会员,同时也发给非会员以邀请他们参与“中元晚宴”与“标福物”。在这些请柬上,除写有“庆赞中元”的活动时间、地点等信息外,也包括有该中元会机构设置与组织成员的完整名录,因而是研究中元会组织形态重要资料。

  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请柬,新加坡中元会机构主要由炉主、头家与理事会两部分所组成。

  由炉主、头家筹办与主持“庆赞中元”活动,是移民时代新加坡中元节的传统。不过,在当代新加坡,中元会中的炉主、头家的实际作用并没有移民时代那么大。有关中元会的炉主与头家的产生,基本沿袭移民时代的做法,在神明面前经由掷杯等宗教仪式而决定。参与掷杯竞争炉主与头家者,并不局限于会员,任何人均可参与。在人数的设置上,从请柬提供的名单看,一般是正炉主一人、副炉主一至二人。头家人数则不限,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有些中元会的头家人数达数十人之多。此外,炉主与头家,既可以是个人、亦可以是店号和商家。有些中元会要求炉主与头家所付会费高于一般会员,例如,在2006年,“哥罗福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炉主需交320元,头家170元。而一般会员的会费则是120元。“大巴窑住户商店中元会”,其炉主500元、副炉主300元、头家200元,会员则仅需120元。亦有一些中元会的头家与炉主不需缴纳额外会费,如“韭菜芭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

  由于炉主与头家是经由掷杯仪式、即尊神明的旨意而产生,所以在整个中元会的组成机构中,炉主与头家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传承香炉、“庆赞中元”红布条和两对写着“发财”的红灯笼。每个中元会都有一大一小两个香炉,在“庆赞中元”期间,一个大香炉放在主坛,另一个小香炉放在主坛正对面设置的祭坛。当活动结束时,这些香炉及相关的物品就会被经过掷杯确定的来年的正、副炉主请回家张挂,待明年中元会举办庆赞活动时再拿到祭坛祭拜。因此,香炉及其相关的红布条和红灯笼是中元会存在的象征,也是凝聚中元会会员的纽带。只要香炉存在,并透过炉主、头家的传承,中元节与“庆赞中元”活动就会在新加坡年复一年地举办。

  在当代新加坡,实际主持与筹办“庆赞中元”活动的是理事会。根据笔者收集到的中元会请柬和对一些中元会理事会成员所做的访谈,理事会基本仿照传统华人宗乡社团的机构设置。大部分中元会的理事会由理事与核心成员两部分组成。参与中元会的理事多为自愿者,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则须经由选举而决定。中元会核心机构通常设置设正、副主席、正、副总务、正、副财政、文书、查账等职位。有些中元会完全按照会馆董事部的规模设置组织机构。如“大巴窑昭应祠中元会”与新加坡海南会馆基本是同一批会员。该中元会由两位法律顾问、正副主席、正副秘书、正副财政、正副查账、正副交际、正副文教、正副康乐、以及五位理事共计21人组成核心机构。当代新加坡中元会组织机构与宗乡社团相似的机构设置,显示两类华人民间社团组织在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事实上,中元会理事会的核心成员中有相当部分也同时也会馆、宗亲会等社团的董监事会主席、总务等核心成员。不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亦可见仅有理事的中元会。例如1996年“兴利芭春叶园联合庆祝中元会”的请柬上,除财政与文书两位外,其余28位成员均为理事。另有2006年“淡滨尼联合宫中元会”请柬上的机构名录,除有正炉主一位、副炉主两位,头家八位外、其余则为三十六位理事。

  除了炉主、头家和理事会,一些中元会还设立荣誉与赞助机构。例如“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的请柬,可见包括十三位商家和十三位个人在内的“名誉赞助”。此外,“应和会馆双龙山五属义祠中元会”除炉主、头家与理事会外,还设置了来自由会馆属下的嘉应五属公会、嘉侨同乡会、梅蕉平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等的“名誉炉主”。

  (4)、中元会的运作

  作为全新加坡“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中元会的基本工作就是筹备与安排整个中元节的所有活动。主要工作有如下几项:

  其一,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举办“庆赞中元”活动的“准证”,了解政府有关中元节活动的一些条例及其他一些事宜。在这期间,一些国会议员和社区基层领袖也会与中元会的代表见面吃饭,讨论与沟通涉及中元活动的一些政府规章、中元会的慈善捐款、以及邀请国会议员作为中元会活动的嘉宾等问题。

  其二、为即将开始的庆赞活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包括寻找活动的场地、联系搭棚的商家、选定与邀请主持普渡仪式的道士或和尚、中元歌台的台主、艺人、中元标福物的“喊标人”、准备会员和晚宴上标福的各类“福物”等项内容。

  其三、确定“庆赞中元”的活动时间。新加坡中元节是一个无统一组织的全岛性活动。这就使每个中元会决定“庆赞”活动时间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全新加坡的中元会数量众多,“庆赞中元”从华南原乡、历经移民时代的传承与演化,已经成为当今新加坡华人社会一项传统节庆与宗教习俗;另一方面,由于华人对一些日子的偏好并将这些日子赋予象征意义,如农历“初一”、“十八”、“十九”等,这也给中元会活动时间的安排造成困难。此外,新加坡是个工作、生活节奏快速的商业社会,中元会在时间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开繁忙的工作时段,才能保证参与者有时间参与活动。上述各种因素都给中元会确定庆赞活动的日子带来诸多挑战,以致许多新加坡华人在农历七月期间常常必须同时奔走于数个中元会参与活动。尽管如此,各中元会还是会根据会员的要求想方设法尽量安排好时间。尤其在新镇社区的中元会,透过社区基层组织的参与协调,还是能尽量错开各中元会的庆赞时间,让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为新老朋友聚会提供舞台。

  (5)、中元会的经费来源

  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的“中元普渡”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尤其是乡村由庙宇筹办的中元节活动,主要经由炉主、头家等到各处募捐及他们自己的捐款。此外,在乡村地带“中元普渡”使用的祭品,通常是信众自己拿来祭拜后再拿回去,所以组织者的花费通常也不会很大。不过在城区华人举办的“中元普渡”则“常至耗费千金”,有时报章还以作为祭品的猪只数目来形容中元节的活动规模。

  当代新加坡的中元节不论是参与人员数量、活动内容及庆赞规模等方面,都远超过移民时代。《联合早报》等华文报刊的报道显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各类中元会相继建立、尤其是九十时代以来“标福物”、“歌台”等被各中元会普遍接受后,新加坡中元节活动的花费迅速增加。虽然因受制于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每年中元节规模的费用多有增减,综合各种数据,显示各个中元会运作的经费多在数万与数十万元之间。以2006年笔者的田野资料为例:“韮菜芭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的活动费用大约是30万新元、“大芭窑住户商店中元会”的费用是6万新元。南安会馆“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的庆赞费用在3万新元左右。而“美芝路小贩中心中元会”的费用则约为2.8万新元。

  当代新加坡中元节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标福物”。大多数中元会一般不在银行设立户头。其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办法,并没有依赖现代银行系统。具体的做法是,每年参与竞标“福物”成功者,在中元晚宴结束后把所标得的“福物”带回家。待来年中元节举办之前,再把去年竞标“福物”的金额交给所属的中元会。中元会的理事用这些钱来筹办当年的中元节活动。

  基于经费来源的上述特点,中元会主要与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主持与管理经由“标福物”而完成的经费筹措,并经由理事会决定每年庆赞活动举办的相关内容,如“中元晚宴”的桌数,歌台或酬神戏的价格、待标“福物”的类别与数量等。而直接的经手人是中元会的“财政”。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曾询问中元会的理事,如果竞标者来年不付所竞得之金额,那又该如何处理?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这类情况发生的几率不太多。因这些金钱是给“好兄弟”的。如果一个人连“好兄弟”都敢欺骗,他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社会立足?不过,笔者从报刊的新闻报道中,还是见到有关竞标“福物”者在来年不付款而遭法律制裁的案例。只是从中元会整体财务运作的状况看,这类的“赖账”仅是个案,并不多见。这显示,作为非常民间化、且有广泛社会参与的中元节,其活动经费的来源与管理,自有一套由以孤魂崇拜的“好兄弟”宗教形态规范的运作方式与游戏规则。

  总之,中元会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是维系各类人群的纽带。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及灵活性,使之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因而充满活力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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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马来西亚研究资讯”2019-06-27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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