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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津锋]秦牧与钟敬文的情谊
  作者:慕津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1-19 | 点击数:1485
 

  挥笔百千篇激浊扬清真健者

  交情五十载知心谈艺更何人

  这幅挽联,是1992年秦牧先生去世后,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北师大中文系89岁教授钟敬文先生撰文,北师大中文系72岁教授郭预衡先生书写的。该书法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

  秦牧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极具个人特点: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秦牧主张散文创作应“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造”。同时他还提出把个人的散文创作与所生活的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正因如此,秦牧先生的散文不仅“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趣谈之中”,而且还充满了时代精神。

  1992年10月14日,秦牧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享年73岁。因事发突然,秦牧的很多朋友都是事后才得知此噩耗。远在北京的钟敬文老先生,也是在秦牧去世的第三天才知道该消息。

  那天中午,钟敬文照例坐在北师大校园家中的小书房里,随意翻阅着报纸。这时,其子钟少华匆匆拿着当天的《光明日报》走进书房。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亲:“秦牧同志逝世了。”听到这消息的钟敬文,当时“脑里像受到一种沉重打击,几乎要迸射出火星来”。他不敢相信:这位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走了,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说他病重。

  第二天清晨,钟敬文很早便醒来,他依旧无法从故人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为纪念故去的秦牧,钟老在清晨创作了这首24字挽联。该联不仅概括了秦牧文学创作的主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从这首诗的第三句“交情五十载”可知,秦牧与钟敬文相识已50年。其实到1992年,他们已相交长达53年。虽然他们年龄相差16岁,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深厚。

  钟敬文,1903年3月20日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秦牧,则是1919年8月19日出生在香港。他们是1939年秋,在广东省韶关(又叫曲江)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相识的。而他们的相识,源于钟敬文偶然的“一次发现”。

  那时,钟敬文与陈原、左恭等人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负责编辑刊物《新军》杂志,他们利用办刊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虽然该刊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地抗日军官及政工人员的时事杂志(主要刊登时局评论、介绍军事知识技能),但因钟敬文等人喜爱文学,故常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进步诗歌、散文。有一天,钟敬文在江边用茅草搭成的编辑部中审稿。突然,他发现一篇谈论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投稿文章。作者署名为“林觉夫”。钟敬文觉得该稿主题很有意思。他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他越看越喜欢。读完该稿,钟敬文“心里感到一阵痛快,像前人所说的,在空谷里听到足音那样。”他感觉这个叫林觉夫的见解和文字与众不同,“超出一般平庸的境界”。钟敬文很想找到这位投稿者,和他好好交谈一番。根据投稿者“林觉夫”在稿中所留地址,钟敬文知道他离自己应该不远。过了几天,稍有空闲的钟敬文按“林觉夫”所留地址前往拜访。林觉夫其实就是秦牧。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

  当时,年仅20岁的秦牧正在韶关《中山日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他的办公室也是搭在江边的一个茅草棚中。

  对于那次初见,时隔52年,钟敬文依然记忆犹新:

  “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黄而稍近黑色的皮肤,躯体偏瘦而修长。他用带着潮州口音的国语和我对谈。谈的自然主要是文艺,但也不免涉及战局和政情。看来他是颇健谈的。我们就这样成为忘年交了。”

  对秦牧而言,这次见面更是一生难以忘怀。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居然会主动拜访自己这样一个“刚满20岁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子”,这对年青的秦牧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

  对于那天的场景,已至暮年的秦牧在为老友钟敬文即将出版的《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作序时,依旧能清晰地记述:

  一天,我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个戴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踏进我家来。原来是他看了我编辑的副刊之后,出于好感和关心,前来探视我了。……我对于一位长者,能够这样主动热情地先来访晤一个年轻小子,当时固然十分铭感,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心头仍然充满了温煦的阳光。

  随着时光流逝,两位老人对于那次见面的动因表述略有些不同。钟敬文记得是自己看了一篇秦牧的投稿,而有了拜访的念头;秦牧则记得是钟敬文看了他所编辑的一本刊物,而产生了来访的想法。无论怎样,那次在韶关江边茅草屋中的“会晤”,拉开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交往。

  没过多久,年轻的秦牧由于在《中山日报》副刊刊发了不少宣传抗战、痛斥汪精卫的文章,引起了该社社长的不满。一天夜里,《中山日报》社长“穿着香芸纱唐装”到编辑部来察看编辑工作。当走到秦牧面前时,他突然对秦牧说道:

  “近来外面对你很有些闲话呢!副刊发表一篇文章在骂托派,托派是人家共产党内部的事,与我们何干?我们犯不着帮共产党说话。还有那个《青年动向》周刊,‘青年动向’四个字怎么是朝左的?这是什么意思?你注意到没有?”

  秦牧知道来者不善,他稍微为自己辩解了几句。《中山日报》社长脸色一沉,怫然道:“你好好想一想吧!”

  几天后,报社突然下令调秦牧到梅县去做编辑。秦牧当即表示反对。当他与社长理论时,那位社长蛮横地说道:“不行,要么你去,要么你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你不必再留在韶关了。”秦牧愤怒地反击道:“留在哪儿是我自己的事,我就是想留在韶关。既然这样,我自己另找工作好了。”就这样,秦牧被报社通知“停薪留职”,其实就是变相被开除了。之后,秦牧离开报社参加了“回粤战地服务团”,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后来,又辗转到了桂林、重庆、香港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而此时的钟敬文,因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牵制,这使得他所从事的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文化编辑工作很难展开。他觉得这样“无所事事”地留在国民党编辑部只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平白无故地添加自己的精神苦恼。“入海屠鲸意壮哉,眼前琐琐负初来”,这两句诗很好地反映了钟敬文当时的心境。恰巧那时,中山大学由云南激江搬回粤北坪石开课。受该校中文系热情邀请,钟敬文离开了编辑部前往学校任教。

  对于那次钟敬文的主动到访,秦牧在随后的岁月中一直念念不忘。他认为钟敬文此举不仅是这位文学前辈对后学的一份爱护,更是一种当面的鞭策。在交谈中,钟敬文的鼓励坚定了秦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信心与热情,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所谓“一石激起浪千层,涟漪可以扩展到远方”。

  正是在钟敬文的鞭策下,秦牧1941年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此后,秦牧一直勤于笔耕,先后发表、出版了大量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他被喻为广东文坛的“一棵繁花树”。其中,他的散文成就最高,素有“北杨南秦”之称。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每每想起这次见面,秦牧心中对钟敬文先生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可能钟敬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次不经意拜访,对于一位年轻人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时隔38年,1978年夏,秦牧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西苑饭店召开的理事会时,他与老友钟敬文再次相遇。这对老友每天都聚在一起开会、交谈,很是开心。有一天,钟敬文拿出一本纪念册,希望秦牧题几句话作为纪念。情不自禁的秦牧稍微想了一下,随即在纪念册上写下了一首白话诗:

  忆当年我廿岁还很年轻,

  一只热情的手叩我柴门。

  那之后四十年逝川滚滚,

  友谊的琴声总拨个不停。

  忘年交长者情令人铭感,

  到如今两老头碰杯高吟!

  在诗中,秦牧不仅表明他与钟老“认识已经很久很久”,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对钟敬文先生的深深敬意。对于钟老,秦牧曾有过高度评价:外表看来,钟敬文只是个“徇恂长者”,或者是个“书生型”的人物,但其骨子里是一个性子刚烈之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会执著始终。

  秦牧深知钟敬文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革命有着崇高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治学上,他刻苦认真;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

  但钟敬文最让秦牧敬佩的是身上那种“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在秦牧看来,即使在横逆飞来、历经劫难的时代,钟敬文依旧能保持自己的斗志,从不自怨自艾,更不愿为自己而去麻烦朋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秦牧与钟敬文恰恰都是这样对朋友充满情义之人。秦牧身上那种对朋友的真挚与担当,让曾经身处困境的钟敬文同样感受到了温暖。

  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而秦牧则留在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一南一北,远隔千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钟敬文很快被错划为“右派”。秦牧则因受到领导保护,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也被下放到广东揭阳县棋盘农业社参加劳动。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秦牧冷静地凝视着、思考着。无论外界怎样评价,他对钟敬文这样的“右派”朋友,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心与真诚。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会尽力去关心这些朋友。秦牧毫不在意这些“右派”朋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60年代初,秦牧的一次“主动”到访,同样让钟敬文一生难以忘记,

  1962年底,秦牧随以周扬为团长,林默涵、赵沨为团员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中国文化代表团走遍了古巴的六个省,他们还特地参观了古巴消灭美国雇佣军战场所在地的吉隆滩。1963年初,访问团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秦牧便匆匆前往北师大看望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钟敬文。虽然那时钟敬文已被摘帽,但头顶上却依旧存留着深深的“帽痕”(不许参加四清、不许培养研究生等等)。当时,很多学生、亲友对钟敬文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可秦牧却毫无顾忌,他完全不在意与这位曾经的“右派”交往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在他心中,钟敬文依旧是那个自己极为尊敬的老师,极为尊重的朋友。他一如往昔相信这位老师的人品与文品。

  走进老友家中,秦牧像以往一样与钟敬文握手欢谈。交谈中,秦牧的随性与率真让钟敬文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故人的身份已经起了变化”的那种意味。秦牧这种真挚的友情让钟敬文深为感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对朋友的担当,也让钟敬文打从心底里欣赏。

  80年代初,有一件“小事”让钟敬文感受到秦牧在学艺上“举亲不避嫌”宝贵的大公无私精神。进入80年代,广东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广东现代作家自选集系列丛书,以表彰广东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初,在准备出版的作家名单上并没有黄药眠和钟敬文的名字。当秦牧得知后,他很快向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既然是出版现代广东作家自选集,如果缺少了黄药眠、钟敬文这两位重要作家,那是很不合适的。经过相关部门研究,秦牧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随后在1983-1989年间,花城出版社编辑部多次来京与钟敬文接洽编辑事宜。

  正是因为对朋友的真诚与欣赏,使得他们成为了交心的知己。

  岁暮赠秦牧

  忆君返棹自西洲,万里风涛话壮游。

  十载冰霜花事尽,一宵雷雨瘴氛收。

  重光日月需才笔,映雪襟期耻末流。

  南海故人京洛客,明湖待泛载春舟。

  这是1977年钟敬文先生专门为秦牧创作的友人诗。

  在诗中,钟敬文不仅写出了秦牧的高贵品格,更写出了他与秦牧的珍贵友谊。这份友谊历经时间的打磨和洗礼,是那样让人珍惜。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章来源:《文艺报》2018年12月19日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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