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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是一门关于文化遗留物、传统、社会记忆的学问，似乎“过去”理所当然地是民俗的本质属性。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民俗学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型，并探索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
深入日常生活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不断加速的现代化变迁，火热的社会现实倒逼民俗学学者不断反思与更新学术传统。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王杰文表示，民俗学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将民俗学研究引向“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是当前中国民俗学界潜在、无意识地达成的新共识。
“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研究是当代社会给学科提出的时代要求，也是由民俗学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学科特性决定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示，这要求学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民俗文化现象，更要重视民众当前的生活处境与状态，关注当前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及节庆与人生仪式等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既为民俗学打造哲学根基，也为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此定性与定位的民俗学，是由富于省思的哲学维度、调查研究的经验维度、“俗”的文化维度、“民”的社会维度与政治维度所编织起来的。这些都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汇总、整合在一起。
重建民俗学时间意识
王杰文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基本构建起来的时候，部分民俗学家提出了有关“民俗学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民俗学与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些学者共同探索的问题。
“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王杰文表示，这也启发我们积极思考，如何把民俗学研究与当代社会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从民俗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加以回答和解决，从而自觉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讨论中，进而寻找民俗学学科发展的突破点。
这样一来，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就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不过，在高丙中看来这还不够。他认为，借助日常生活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得以重建民俗学的时间意识，使民俗学成为一门以彻底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学科。
“推动中国民俗学这种基本意识的健全，是基于学科内在积累的演化，更直接的外部推动力则是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高丙中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把民间文化认定为国家的公共文化，强调活态传承的保护理念在总体上让它们有了未来，也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把“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关系理顺了。
尝试多种研究方法
“对民俗事象和生活文化进行真切与深入的描述，是民俗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点。”王杰文表示，在那些貌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往往隐含着“非常”；反过来，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非常”事件背后，又往往隐含着日常的逻辑。面对日常生活的双重性与矛盾性，如何系统地予以阐释，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高丙中说，从日常生活、生活文化的框架出发，把“俗”指认为现实生活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民俗学调查研究方法的转变发挥了指导作用。他表示，经过学理整合后，民俗学可以把自己的基本工作界定为：调查、呈现共同体日常生活的文化面貌（民俗志），对具体民俗的历史传承、跨地域和跨文化的传播做出分析。
中国民俗学新一代学人正在尝试、探索多种研究方法。高丙中介绍，当前，一些学者探索将传统民俗志的文本策略与田野作业的资料进行结合，开拓了另一种民俗志经验研究的范例。他们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但不聚焦一个村社，而是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专题现象所涉及区域的多个村庄。而年轻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个案研究，则成为展示他们的方法理念和田野作业训练的最佳舞台。此外，他还提到，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混合古今中外文化要素的日常生活，民俗学者应该主动投入到对于这个过程的追踪、调查、研究中。
王杰文表示，“日常生活”“媒介环境”与“实践理论”三个概念都可以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提供理论资源。未来，中国民俗学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描述与分析新媒介时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传承与变迁，考察民众应用民俗传统文化资源从事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以及增进社会对民众文化生活的理解。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6日第1508期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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