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族群；族群性；生计方式；转型

 

　　资源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交换互动的核心中介，乃是生计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核心要素。[1]（P.161）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围绕着资源的使用，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出了特定的生存技术，形成了风格不同的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生计方式。而作为生计方式核心构成要素的资源，不但应当包括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同时还必须囊括借由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2]因此，可以说生计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维持某个群体生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资源配置为核心展开的一种人类与自然环境，及其人类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交流、交往的最基本活动。

 

　　196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森·格莱泽和丹尼尔·莫尼汉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了ethnicity一词，用以描述“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3]（P.8）族群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族群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共同记忆、象征符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反映。族群的文化特点不管是经由主观建构还是客观存在，或者是被他族认定还是自我归属都构成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但是，只有当族群的文化特点与世系在一个多族群杂居的社会体系中服务于维系与凝聚自己群体的目的时，这些才是重要的。在人类学研究中，族群性概念经常被用于讨论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问题，鲜有被用于分析在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区域内不同的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因为，特定地域内不同群体生计方式的形成与该群体自身拥有的文化特点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决定。

 

　　在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族群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经济行为无不与其他族群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如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指出的，生活于同一区域内的几个不同的族群可能为彼此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果他们通过有差别的生产方式的垄断来进行竞争和顺应，这就牵涉到政治和经济的密切交融。[4](P.11)因此，特定地域内不同群体生计方式的形成与该群体自身拥有的文化特点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决定。同时，通过观察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行为及其选择，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心智如何与经济发生互动。[5]遵循上述的理论路径，本文以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的一个高寒山区贫困村中的回、汉、彝、苗四个族群为例，结合历史民族志资料和当前的田野调查资料，讨论在改革开放后人口自由迁移的背景下，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宁边村四个族群生计方式转型

 

　　宁边村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与贵州省威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多族群聚居村，地理位置上处于云南省的东北部，距昭通市政府所在地的昭鲁坝区有22公里远。2016年年初时，宁边村有彝族村民712人，回族村民1353人，苗族村民601人，汉族村民2100人。宁边村的海拔高度在2600米到3100米之间，国土面积32.7平方公里，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喀斯特地貌之上，是一个严重缺乏水资源的高寒山区贫困村。村子中的土地不能种植任何种类的经济作物，只能种植适合高寒山区生长的苦荞、燕麦、洋芋和玉米四种传统的且经济价值很低的山地粮食作物。村子中除了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大片的天然高山草场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支撑村庄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

 

　　在改革开放以前，宁边村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相同的生计方式，都是采用农耕和牧养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持群体的生存。之所以拥有不同文化的四个族群形成了相同的生计方式，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尽管宁边村离昭通市的市区只有22公里远，但四个族群的村民不能自由迁徙到其它地方寻找工作机会和发展出其他类型的生计方式，每个族群的每个家庭只能将劳动力投入到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的活动中来维持生存。在这种“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没有给族群文化、族群历史和族群关系在族群选择生存与发展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的空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自由化，生活于高寒山区宁边村中的四个族群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四个族群的村民在什么领域内寻找谋生的资源时就受到了族群文化、族群历史和族群关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