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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易林 王岚]赵景深与书二三事
  作者:赵易林 王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3-06 | 点击数:2659
 

赵景深(1902-1985)


  我父亲赵景深已于1985年1月7日不幸在华东医院故世,时间一晃过去了20年,我今年也已79岁了。父亲生前除了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外,还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员。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箴言是:“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父亲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父亲坎坷曲折的一生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与书的故事。可以说,通过父亲与书的故事,很可以看出父亲的为人,并看出他是如何实践着“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这句话的。我父亲赵景深出生于1902年4月25日,原籍四川宜宾,出生于浙江丽水。由于我中过举人的爷爷喜欢文学,受我爷爷影响,父亲从小酷爱文学,尤其喜欢童话。他18岁时就在当时的《少年杂志》上发表童话处女作《国王与蜘蛛》;1919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陆续翻译、出版《安徒生童话》,成为介绍安徒生童话到我国的第一人。中学毕业以后,父亲做过教员、行政秘书等职,工作很不稳定。1925年到上海后,父亲开始一边当中学教员,一边主编《文学周报》。第二年,与我母亲马芝宝结婚,第三年便生下了我。1930年前后,由于父亲的论著和译著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被复旦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从而出版了大量鲁迅著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相当胆量和魄力的。

  此时父亲受鲁迅和郑振铎的影响,在文学上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以及其他通俗文学方面,从上世纪40至60年代,共出版专著十多种,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元明清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专家。1929年,父亲倾心翻译的《柴霍甫(即契诃夫)短篇杰作集》8大卷100万字终于完成。也是这一年,我母亲不幸病故。

  一年后,父亲再婚,我继母即是北新书局总经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

  父亲一生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他的收入除家用外,多半用于买书。不过父亲与那些藏书家不同,他并不专门搜求名贵版本,所藏大抵以通行本实用书为多。这些书他自己阅读,也愿意借给别人利用。所以到我家来借书的人特别多。父亲备有一本登记簿,将借出的书登记一下,时间久了不见还,他会给借书者寄明信片催还。一般人都会及时归还,但也有人借而不还的。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继续慷慨地出借书。父亲的学生,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曾回忆到,“文革”期间,图书馆关闭,那时父亲的藏书还没有遭到“封杀”,他就常到我家借书看,父亲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让他自由挑选书,然后登记一下让他借走,下次还了再借。吴先生说在我家借阅了许多别处看不到的古代小说。

  当然,“文革”期间不少教授的藏书是遭到抄没的。但父亲的藏书遭到的不是抄没,而是“封杀”。正是这“封杀”,保护了父亲的大量藏书。这件事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在复旦中文系有一位父亲的“衣钵传人”,他叫李平,曾受到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到我家也来到许多次,父亲经常留他饭;他留校当教师,也是我父亲暗中助力。那时李平尚年轻,“文革”中当上“红卫兵”。一次,他和一批“红卫兵”到我家来抄家,故意把父亲所有的藏书全部集中到二楼前厢房,李平扬言所有的书要用大卡车来运走,因此这间前厢房任何人不得入内,并且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把门封住。然而直到“文革”结束,这批遭到“封杀”的书籍也未被卡车运走。父亲获得“解放”后,封条得以启封,这样,父亲的所有藏书一册不少地保存了下来,真可说是“遇难呈祥”了!事后,李平向父亲说穿了此中奥妙,使父亲十分欣慰;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已,认李平为“恩人”。李平后来也成为中文系教授。他特地将自己的140多部著作转移到书架的最高一层,并故作谦虚地说是“自己的著作毫无价值,故而束之高阁”。其实这是父亲怕“红卫兵”拿走他的著作。

  到了“文革”后期,教授们几乎全关进了“牛棚”,父亲当然也未能幸免。复旦大学有一幢最小的宿舍楼,被“红卫兵”权充“牛棚”,专门关“牛”。“红卫兵”每天领着“牛”早晚请罪,并强迫他们从事各种劳作,还发给他们人手一册“汇报簿”,规定每天要写思想汇报,“晚清罪”时必须缴上去。可是父亲却千篇一律地只写“劳动日记”,从来不写什么思想汇报。“红卫兵”训斥了几通,有一回还用藤条抽父亲的背脊,但父亲依旧还是写“劳动日记”,并低头认罪说自己愚笨,写不来汇报。后来他们也无法可想,只得不了了之。

  还有一回更有趣,有天津“红卫兵”来上海复旦大学串连,下午五时,劳动时间已过,复旦“红卫兵”为了向天津“红卫兵”夸耀成绩,要教授们列队“示众”(即戴高帽、挂牌子和用扫帚敲畚箕骂自己)。叫到父亲住的房间,只后这“红卫兵”见父亲在里面,责问父亲为什么不应。父亲答道:“我不是‘牛’吗?你问的是人,我怎么敢应。”

  父亲生前藏书最完整的时候达三万册,编有藏书目录九本。他去世后,我们全家把这些书都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经过清点,计有线装古籍二千余种,八千余册;中文平装书九千册,外文书二百余册,总计约二万多册。这在现代学人的私人藏书中,也是颇具规模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嗜书、爱书如命,但与众不同的是,对前来借书的学生、同好,特别是青年,父亲总是慷慨支持,从不吝啬出借。有时父亲买书还常买双份,一份便是专门供人借阅。难怪父亲的学生江巨荣说我父亲的藏书室“像一个学术圈子里的专业图书馆”。江先生述说道:“以前我们想到上海图书馆看一本书,上图的目录就不公开,让你摸不着边。等到肯定在那里,先就要到系里打证明,说明目的;然后到学校办公室开介绍信,再到上图去审批,再下发部门、小组通过,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所以,过去想看书,特别是旧小说、旧戏曲、30年代文学,真像有人所唱的:‘一关一关又一关,借书好比登天难。’1980年以前情形大致如此。读书人时间宝贵,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呢!赵景深先生藏书与众不同,他的书对准都出借,无沦是复旦的,外校的,社会上的,里弄里的;也无沦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年长的,年少的,只要是他藏有的书,没有不借的。赵先生的家差不多成了——个社会图书馆,有时——天要接待几批借书还书的人。”我那时休养在家,就专门替父亲做接待工作。对真正的研究者,父亲更主动热情地敞开图书,提供方便,而且借书数量不限,时间不限,一切从中得益。我至今记得,曾有一位日本学者慕名前来,希望拍摄我父亲收藏的几本珍贵资料。父亲不仅为他一一取出,而且为他一页页翻检,协助他顺利翻拍。这让那位专程来沪的日本专家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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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城市快报 2014年02月16日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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