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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袂策划打造的《亚鲁王书系》终于面世。该书系融合了史诗整理编译、歌师访谈纪实、苗疆图片白描三部分，以《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三个分册呈现，全景展现了《亚鲁王》的传承地、传承人、传承方式、传承变异等情况，为世人描绘出《亚鲁王》这部苗族史诗产生、传承的苍凉悲壮画卷。贵州籍学者乐黛云先生在总序中称它“构建出一部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卓越典范”。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整理与保护的角度，《亚鲁王书系》的出版，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史诗类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整理研究模式，而且在“非遗”整理保护传承与自觉担当文化责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传承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其中即包含了要“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内容。作为一个既受中华文明文化教化影响同时又具有丰富独特的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省份，贵州有多达73个项目、125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名录440项，地县级名录数千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贵州多个世居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纽带和文化载体，她构成了贵州特有的文化基因。
2011年，《亚鲁王》以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亚鲁王》长达万余行的鸿篇叙事，反复吟颂着一个主题，就是逃亡，这也是世界上众多古老民族史诗中最重要的主题。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到圣经中的《出埃及记》都讲述了人类为了反抗奴役压迫，寻找自由安宁的家园，而辗转迁徙、艰辛备尝的苦难故事。《亚鲁王》与之比较毫不逊色，它以恢弘的篇幅，全景展示了苗族先民为抵抗强敌杀戮、寻找族群生存之地，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从中原一路南下开疆拓土，终于在西南边陲的大山深处安顿下来的历史长卷。为《亚鲁王》的抢救与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冯骥才先生曾说：“如果没有《亚鲁王》，苗族的很多历史就会完全消逝。”《亚鲁王》是民间口头文学，更是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承载;它不仅仅是一支民族自身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的前世今生。保护好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中华文化，就是为世界文化作贡献。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与传承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作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导者，政府文化部门在贵州“非遗”保护传承与研究中认真履职，恪尽职守至为重要。
当然，在贵州这样的“非遗”资源大省，“非遗”保护仅仅依靠政府部门远远不够，亟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民间参与。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取得了两个巨大的成就：一是政府主导，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非遗”特点的保护制度;二是广泛的民众参与。“民众参与”与“非遗”保护间有先天的耦合性。首先民间是文化的源泉，民间是“非遗”的土壤，要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必须深入民间;二是“非遗”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群众，珍贵的文化遗产要存世，“非遗”保护传承的理念必须深入人心，成为民间的共识和自觉行为;三是“非遗”保护传承研究要出成果，出精品，就需要深入挖掘其沉淀的历史内涵与民族心理，精神特质与审美习惯，而不仅仅停留于保护层面。在这一过程中，非借助社会与民间的学术研究力量不可。“非遗”保护传承研究涉及面广，精品的生产过程中，多学科的参与、专家的立场、学术的视角、科学的方法、人才的荟萃，都是必须和迫切的。冯骥才先生还说：“《亚鲁王》的诗行间蕴藏着苗族人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海量细节，亟待挖掘研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宝库。”此次《亚鲁王书系》之《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的问世，无疑是《亚鲁王》保护传承中的一个大台阶，是政府文化部门充分吸纳与整合社会和民间力量共同创造“非遗”保护传承精品的典型案例。
贵州是“非遗”大省，其资源的丰富与独特在全国位列前六名，“非遗”保护传承研究任重道远。作为文化工作者，要更好地履职，首先要有文化，有知识学养和审美眼光，这是具备起码艺术判断力的基础。同时，还要具有整合资源，擅借外力外脑的胸襟气度。“非遗”资源虽为民族和地域特有，同时也是整个中华大家族的传统瑰宝，我们的保护与传承，期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力量参与进来，共同承担起这项繁重而富有意义的事业。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贵州日报 2013-09-18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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