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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元杂剧:民族交融的艺术表现
  作者:吴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7-07 | 点击数:6371
 

《便宜行事虎头牌》插图。均为资料图片

《秋胡戏妻》插图。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元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形成于宋末,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明代中叶以后逐渐衰落。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在时代的影响下,元杂剧含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因素,它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也反映了元代民族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少数民族剧作家的创作占重要地位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不仅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有不少作家和演员以创作和表演的方式直接促进了元杂剧的发展。创作方面有蒙古族杂剧家杨景贤,女真人杂剧家石宝君、李直夫,回族杂剧家丁埜夫等,其中,前3人有杂剧作品传世。表演方面有回族杂剧表演艺术家米里哈、金文石等。过去,我国学界对少数民族杂剧作家和表演家的研究不够重视,甚至有人认为杂剧创作只是汉族文人的事情。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则唯汉人。”显然,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杂剧创作队伍中,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杨景贤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明朝建立后,明政府钳制民众心声,阻止人民表露思想,杨景贤的作品诙谐、滑稽、多隐语,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求生存并表达思想的结果。杨景贤与同时代的著名戏曲家兼评论家贾仲明及汤式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并与当时一些著名演员交往密切。正因为他常与同道切磋,并与下层人民有广泛的交往,因此,他的作品质量高、数量多。

  杂剧《西游记》是杨景贤的代表作,它不仅丰富了杂剧创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体制结构、唱腔、宫调、人物等方面都给予杂剧创作以深刻的影响。杂剧《西游记》讲述唐代玄奘赴西天(古称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比明代吴承恩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早了近200年。它对元代以前有关西天取经的传说做了一次大结集,为吴氏小说提供了较成熟的文学蓝本。对民族文化融合与元杂剧发展关系颇有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云峰认为,杂剧《西游记》对小说《西游记》的成书产生了重要影响:杂剧《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提供了丰富多彩、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完整系统的故事情节;杂剧《西游记》从数量和性格上基本确定了取经故事的人物及其形象,为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勾画了一个基本稳定的蓝图;杂剧《西游记》富于想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语言运用幽默、诙谐、风趣,对小说《西游记》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体制结构方面,杂剧《西游记》以六本二十四折的鸿篇巨制打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短小体例,是元杂剧中最长的一部。这一创新,使杂剧便于表现更加丰富复杂的内容。在唱腔上,杂剧《西游记》打破了元杂剧均由一个角色唱到底的体制,一部剧本安排多人唱,适应了人物多、剧情长的要求,是元杂剧表演形式上的一个进步。在宫调上,杂剧《西游记》的宫调转换借用较多,打破了元杂剧一折一宫调的框子,适应了表达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避免了音乐旋律的平板,体现了声情与词情紧密结合的特点。如第十四折“中吕粉蝶儿”之后,马上接“正宫六幺遍”,又转接“中吕上小楼”等5支曲子,然后又换“般涉调耍孩儿”,一折之中三换宫调,这种现象在元杂剧的其他剧本创作中是不常见的。杨景贤在艺术上的这些创新将杂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这种“大手笔”的写法,与汉族作家文人相比毫不逊色。

  女真人作家石君宝的杂剧创作共有10本,现存《秋胡戏妻》、《李亚仙诗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3本。《秋胡戏妻》是石君宝最成功的作品。作者根据前代传说,结合元代现实大胆改编,塑造了梅英这个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善于与恶势力斗争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示了她忠于爱情、蔑视权贵、敢于与侵犯她的种种邪恶势力抗争的美好品格。《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和《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描写了都市歌妓艺人的爱情生活。

  石君宝现存3个杂剧都以下层妇女为描写对象。在剧中,他热情歌颂她们勤劳、善良、敢于和恶势力斗争的美好品格,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无论创作还是改编,作者都能大胆推陈出新,赋予原来故事以新的内涵和意义,人物形象更为生动、丰满,语言本色泼辣,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诗的节奏,显示了元杂剧本色派的剧作特点。

  李直夫,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著有杂剧12本,今仅存1本——《便宜行事虎头牌》,还有残曲一本——《邓伯道弃子留侄》。《便宜行事虎头牌》描写银住马将军镇守夹山口,好饮失职,其侄山寿马作为上司以军法惩处之,然后亲至其门以叔侄礼暖痛。剧中伸张法不容情之大义,有一定的思想和社会价值。蒙古族、女真人皆为游牧民族,率性自由,颇不拘法纪之检束。元政权入主中原后,其族人尚多违法乱纪者,既不利其政权之巩固,也不利于各民族之融合,剧中整饬军纪的内容在当时颇有现实意义。李直夫创作的历史剧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多。他在创作中还采用一些北方民族的曲牌,增强了粗犷豪壮的民族气息,使元杂剧别具风韵。

  杨景贤、石君宝、李直夫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元杂剧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杂剧作品的内容,为杂剧艺术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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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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