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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与冲突
刘珩：9.11事件以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更倾向于赞同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有关文明冲突的观点。在中国, 亨廷顿的两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一本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另一本是《我们是谁? 》, 两部作品现在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您在《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能够向那些外行说明滥用文化概念的危害性是如何及为什么产生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人类学家的学术话语是如何将‘文化’甚至‘文明’的本质阐述为阴险狡诈、暗中为害的”。此外, 您还认为这些学者的“文化原教旨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非常相似。人类学正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用来揭露和抵制经过学术粉饰的一些事实上的不宽容, 除此之外, 人类学者应该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些经过掩饰的“西方的褊狭主义”( western parochialism) ?
赫兹菲尔德：我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我们的学生, 因为即便是最为干练机敏的学生有时都莫名其妙地抱有很多狭隘的观念。其次是要写作, 以便向公众解释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观念的危害性。在我看来, 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所称之为“效应政治”这样一种现象。那些长期控制或者对公众施加影响的人总以为一些重要的观念“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他们希望以此来让人们淡忘或者忽略这些观念———我在《人类学和效应政治》( 1997) 一文中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中国不是惟一一个受到这些观点影响的国家, 我认为这些已经产生实质效应的观点在一些国家大行其道, 其实颇具有讽刺意味并且让人可悲地阐明了葛兰西有关霸权主义的见解。我希望人类学能够探寻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便对“文化概念”的滥用加以批判, 特别是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加以批判, 以期吸引更为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力。目前的困难是亨廷顿巧妙地为公众的偏见披上了学术合法性的外衣, 他本人特别擅长此道。如此的偏见对于世界各地一些没有是非曲直标准的政客来说也非常有用, 这些人一直试图对民族情感加以利用并有选择性地使用学术作品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人类学在与这些潮流的对抗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或者至少让我们的批判变得更为浅显易懂并且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刘珩：《人类学》一书中还出现了由大卫·斯科特( David Scott) 提出的“欧洲殖民主义的神话”这一概念, 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学者以知识建构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延续了这一神话。这一神话是如何延续的?延续这一神话的西方学者究竟是不可避免还是故意为之?
赫兹菲尔德：在我看来( Scott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 ,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进化论的观念仍然十分盛行, 即便那些宣称已经将这一观念加以摈弃的人其实也难免受其影响, 这也是乔纳斯·费边( JohannesFabian) 在《时间和他者》( Time and the Other) 这一著作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去除自身所持有的这些观念, 否则殖民主义的逻辑将会被不断地复制出来。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抵制这些观念,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因为他们对大众生活经验的熟悉与理解表明任何支配他人的逻辑既不是真实的也未必是普遍的。
刘珩：您在《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不偏不倚的视角”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是最佳的批判位置, 剑桥大学的玛丽莲·斯特森( Marilyn Strathern) 将您比作“击剑大师”, 因为您巧妙地躲避开这些学术观点的“剑锋”。我认为这一不偏不倚的视角与儒家学说中的“中庸”思想非常相似,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您是否曾受过这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赫兹菲尔德：很难说清楚。我很仰慕亚洲的思想, 但我本人始终不愿意对不同文化生硬地加以分类! 我本人对儒家思想知之甚少, 如果说受到什么影响的话, 那也一定是间接的。其实对我本人产生直接影响的学者有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和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 仅限于他早期的作品) , 但我认为对我产生直接学术影响的学者可以追溯到詹巴蒂斯塔·维科, 这位西方思想家的学术地位很遗憾没得到相应的重视。
刘珩：非常感谢您对《人类学》一书中的诸多概念进行的精辟阐释, 尤其是对民族志与小说、虚构与真实之关系的阐释, 这些对我们今后进行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再次感谢您!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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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人类学新浪博客 2013年4月1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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