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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野经验书写学术史: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董晓萍
  作者:记者 张春海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2-03 | 点击数:3498
 

【核心提示】民俗学者走田野,不等于忽略历史文献。有了“历史性”的意识,民俗学者才能进一步认识民俗文化怎样成为各国各民族主体文化的必然成分,怎样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凸显为特有的文化形式。下“田野”找什么?就是找先人创造和世代传承的、仍然活着的“特有性”。

  无论是水利、土地、粮食、寺庙、手工作坊还是民间组织,她都能鞭辟入里地讲出与这些领域相联系的民俗文化。她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晓萍。

  下田野就是要找文化特有性董晓萍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曾多年担任钟老的学术助手。

  “钟老谦称自己是‘书斋学者’,我却走向了‘田野’,这表现了学术在不同时代的传承。”董晓萍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解放的学问跑道上接力,可以大步走向田野,我们是幸运的。从深层上说,田野作业促使我对民俗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民俗学者走田野,不等于忽略历史文献。有了“历史性”的意识,民俗学者才能进一步认识民俗文化怎样成为各国各民族主体文化的必然成分,怎样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凸显为特有的文化形式。下“田野”找什么?就是找先人创造和世代传承的、仍然活着的“特有性”。

  在田野中发现具体社会史正是通过历史学,董晓萍真正认识了民俗学。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找到钟敬文先生寻求合作,钟老同意后派董晓萍前往。这次合作一直持续到2005年。董晓萍谈到这段经历时感叹:“下田野的目标,不是寻找历史文献背后的隐形文字,而是重构民众的精神世界。历史文献中的世界和民众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学者需要转到民众的立场上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然后找到两个世界的联系。”

  1997年,华北基层社会水利研究项目开始,董晓萍和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组成调查组,历时6年结项。

  调查组将民间水利视为华北基层村社运行的一种支配性社会因素,从基层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民间水利自治组织在当地几百年干旱的恶劣环境中建设节水社区的个案。调查组走访、调查了山西和陕西3个县的155个村庄。董晓萍和学生背着矿泉水箱和行李,爬上了晋南缺水的村庄“四社五村”。

  村里人热情接待了这些研究者,把为结婚准备的新被子都拿了出来。董晓萍送给社首(祭社的首领)一盒龙井茶作为答谢,对方却将茶叶供在佛龛前。原来当地人把土渠水烧开放上红糖,就算是礼遇来客,从来舍不得煮水泡茶。而农民家家都浇水养花,这让她惊讶不已。这与惜水如金的老规矩不矛盾吗?社首答道:“不矛盾,人活的就是个文化。”“这些事使我的灵魂受到了震撼”,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里有着严格的节水制度,生产活跃,社区和谐,农民乐观。该村曾被评为临汾地区第一个小康示范村。董晓萍说,它的节水传统、创新理念和在现代化社区建设中成功应用的经验,对缺水的华北乃至对整个中国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是一种需要民俗学理论、田野实践与当地节水文化系统结合在一起才能书写的具体的社会史,调查组据此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文化功能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看法。

  田野作业要心系百姓命运董晓萍认为,老一代民俗学者有许多地方值得后辈学者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民俗观中有社会进步观。现代田野作业同样具有社会功能,学者要有社会良知,心系百姓命运。有些学者有采风激情而无社会观,对被调查人有思考而无感情,能搜集使用资料而不置身其中,成为社会的“局外人”。

  董晓萍说,民俗学者下田野,要看民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如何发展和创新——文化只有能发展和创新才是活的。民俗学者是身处田野与社会的文化人,要有足够的社会担当,要使田野研究获得社会信任,才能找到特有的民俗文化。

  田野学者的形象本身也会产生社会反馈。严肃认真的调研行为和准确的调研成果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对地方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作用。董晓萍曾连续9次带领学生到河南宝丰县农村调查,此事被当地文化局写进了方志。多年后再访该村时,村中老人拉着他们的手,还能叫出师生的名字。董晓萍说,当地人对调查组的感情,毫无功利可言,是十分真诚的。学者应该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建立活泼而真实的民俗文化知识系统。

  现代民俗促进跨文化田野研究发展今天,“田野”连着世界,民俗跨国、跨境交流频繁,田野作业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多年来,董晓萍利用出国机会,在印度等国开展田野调查。她对记者表示,田野作业让她发现了地理文化、社会模式和民俗主题的多样性。

  21世纪以来,“非遗”保护工作在我国快速开展。董晓萍认为,现代民俗超越了国家、地区和代际的界限,具有跨文化性,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新课题,使民俗学与“非遗”保护越走越近。政府“非遗”保护工作框架的提出,也对国家社会特有文化的自卫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民俗学者必将以自己从田野得来的知识与“非遗”工作者一道寻求“非遗”保护的出路。

  走基层感言:

  现代社会是网络信息社会,民俗学者获得资料的渠道多了,但仍然要下田野。学术史不仅是书斋大学者史,也是田野学者的个人经验史。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田野个人经验史汇集起来,也是一部田野学者的生命史。书斋大学者史要写,田野学者的生命史也要写。我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呼唤田野学者,田野学者的生命史越是多姿多彩,就越能带来多元化的具体社会史,就越能充实鲜活的民俗学理论。

  ——董晓萍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8日第3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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