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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杰]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作者:林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8-18 | 点击数:4388
 

  中国的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主要假道日本,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欧洲最早实行公民教育的德法诸国一样相近,在19世纪末就得到维新思想家的倡扬,随即付诸于新学制。与公民教育在欧美诸国自然发生所不同,中国的公民教育是由内忧外患而应激的产物。如果说西方公民教育是个人本位权利本位,那么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则呈现明显的社会本位和责任本位。

  一份清华的入学试卷

  在1927年由清华大学学生主编的《清华周刊》上刊录了民国十四年清华学校大学部招生考试的政治学试题。所有试题采用论述回答形式,共有八道: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有何异同?2、中国国会为何有两院?3、国会议员为何不可兼任官吏?4、中华民国大总统如何当选,有何职权?5、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区别安在?6、试详论独裁制与委员制利弊。7、外国人入中国籍(归化)应具何等资格?8、试择要批评民国十二年公布之宪法。

  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虽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而这张入学试卷却令人精神一振,从中可窥见当时教育的内容以及国家的希望。清华对大一新生政治学素养的要求并不亚于当时的先进国家。纵观清末及民国教育史,清华的设问方式绝非特立独行,而是将完整的公民教育浸透进从小学至大学阶段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主要假道日本,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欧洲最早实行公民教育的德法诸国一样相近,在19世纪末就得到维新思想家的倡扬,随即付诸于新学制。与公民教育在欧美诸国自然发生所不同,中国的公民教育是由内忧外患而应激的产物。甲午战争的失利直接推动了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运动。张之洞等清庭重臣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弊端:长期以来,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为家族和地域分割,而使中国人呈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今再依靠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治国已然不够,因此,在修齐治平的教育传统之外,必须另谋良策。

  公民教育的内因与外源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尚书荣庆等人在奏请教育宗旨的奏折中向上陈情:中国正处于列强环视之中,必须通过培养新国民的方式,救亡图存,实现富国强民。分别对应着私、弱、虚的“中国病”,荣庆等人提出“尚公 尚武、尚实”的应对之方,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两项:忠君、尊孔。大多史学家对尚公、尚武、尚实的意义多加肯定,而认为忠君、尊孔是封建残余,不足为训。如果从大历史观出发,则对其合理性有所认知:忠君、尊孔一方面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当时英、德、俄、日本诸列强,无不是君主立宪,皇帝犹在,中国完全可以效法,改而良之,将改革的成本降至最低。以上五点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教育宗旨。其中的“尚公”被许多学者谓为中国公民教育之滥觞。中国近代学制的设计者们精准地切中中国人只重私德私利的要害,认定唯有对人民进行教化,方能聚民成众,扭转国运。尚公教育是要培养民众“视人如己,爱国如家”的公德。但若严格而论,彼时之尚公教育与公民教育还相隔甚远。一则是“公德”仅限于忠孝节义等传统封建道德;二则公民教育的内容远不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清末尚公教育的滥觞却无意中给常人造成一个曲解,即将公民教育等同于公民道德教育。好在,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和设计者对此予以及时矫正。

  如果说救国图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是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兴起的内因,那么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近代思潮则构成中国公民教育的外源。正如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所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一批眼光超前的启蒙思想家致力于阐发公民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康有为1902年发表《公民自治篇》一文,提出对公民的见解:“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梁启超也利用《新民丛报》阐释他的“新民说”,与康有为观点相似,他认为公民的重要特质是政治自由,享有参政的权利。

  康、梁二人的公民学说对民国的宪政制度架构产生深刻影响,其认识深度甚至超越后来人。五四运动时期的公民教育思潮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多少是受康、梁的指引。曾任《教育杂志》早期主编之一的朱元善请专人将日本教育杂志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系统译介过来,并化名“天名”,结集出版《公民教育论》。对外语是门外汉的朱元善却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精髓,为公民教育正名:“唤起国家观念以矫正冷淡国家之弊,使之对国家有献身奉公精神,对自己有自营自主之力,此乃公民教育之意义也。”

  除中国学者的努力之外,一些国外学者的来华访学也为公民教育推波助澜,最知名者莫过杜威。杜威在华两年期间,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堪称多角度全方位。杜威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其次才是个人主体性的弘扬。1920年,杜威在上海浦东中学以“公民教育”为题演讲,从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哲学进行推演: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良好的公民。良好的公民须具备三种资格:在政治方面,能辅助政府,为国家谋公共利益;在经济方面,谋个人利益,也谋公共的福利;在社会方面,能与人为善。(《杜威在华讲演集》)

  因此,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的公民教育思潮脱胎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并因杜威的中国弟子如陶行知等人倡行而蔚为当时中国之一观。严格而论,公民和公民教育虽系外生概念,但并非绝对移植自西方并追随西方学者的结果。民国初年公民教育的倡导反映了当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以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理念为理想,建设新国家的良好愿景。公民教育的思想萌芽可溯至维新改良运动,与中国有识士人的自我觉醒,面对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主动求解有着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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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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