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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王国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近代中国，一些西方人士基于传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种各样的目的，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和地理等各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指的是外国人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若从这个简单的定义出发，通常都会认为某国的汉学研究一定是发生在其“本土”的。比如，说到英国汉学，我们会默认它发生在英国。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在近代中国，各色西方人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有传教士、有外交官、有受雇于西方殖民机构或中国海关的“洋员”,也有商人、军人、冒险家和骗子，真可谓不一而足。这些人中，不乏好学之士，基于传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和地理等各个领域。为了便于交流，这些在华西人建学会、搞演讲、出书、办期刊，将欧洲本土的学术交流体系移植到中国来。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近年来，随着文献电子化步伐的加快，大量与侨居地汉学相关的文献资料，被通过互联网“推送”到研究者面前，为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一书，即以出版于香港的一份汉学期刊──《中国评论》（“Chi na Revi ew,or Notes andQueri es on theFar East”）为研究对象，在考证该刊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揭示侨居地汉学的特征。
关于这份百余年前的期刊，诸多史实在今天已不易获知，作者通过研读《中国评论》25卷文本内容，并参考其同时代出版的其他报刊，较为全面而细致地考证了该刊的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中国评论》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该刊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并致力于推动汉学的发展；该刊还是其时代侨居地汉学的标志性刊物，为侨居在中国的西方人士提供了交流最新成果的学术平台。《中国评论》通过同行评议、学术论战、倡导新领域和信息交流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侨居地汉学的发展。
通过本书对《中国评论》及其相关刊物的讨论，可以看出侨居地汉学的若干基本特征。从学术谱系上说，侨居地汉学是西方传统汉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侨居地汉学家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和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看，来自于西方世界其时蓬勃发展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新兴学科；从学科内部来看，则是承继了其前辈法国汉学家所开创的文献学研究传统。
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说，侨居地汉学是西方汉学界的“飞地”,它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长期侨居中国的有利条件，不仅使研究者熟悉了中国的语言和文献资料，还令其有可能将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汉学研究中的特定课题结合起来。比如，《中国评论》显示侨居地汉学在汉语比较研究、方言调查、民俗资料收集等领域均有相当之成绩。这也开创出了西方汉学的新传统--迥异于立足欧洲图书馆资料的法国汉学老前辈们，而是将文献与类似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方言记录即是显例。
《中国评论》的主编之一艾德曾经在该刊发表文章，指责其时汉学研究的流弊，称其为“业余汉学”.其实，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侨居地汉学有其弱点，也有其优长，其与西方汉学不是简单的源与流的关系，而是互有影响。侨居地汉学实为西方汉学史不可或缺之一环。
侨居地汉学是在近代中国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是展示文化交流多样性的案例之一，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从汉学史的研究来说，之前的研究多以国别和汉学家为视角，重视地理空间转换与汉学研究之关系，亦不多见。
但由于处在中西学术界辖地的边缘，侨居地汉学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未受到应有关注。本书以《中国评论》及其相关刊物为例，展示了侨居地汉学的形成背景和基本特征。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9-08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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