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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散落的文明
  作者:记者 霍文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7-07 | 点击数:4490
 

 

现在的抢救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水书古籍底数不清,二是保护和整理的专业人员极度缺乏,
三是能较全面掌握水书文化的水书先生所剩无几。如不及时抢救,水书可能成为“天书”。

 

  在专家学者的关注下,水族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水书的文化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起了大规模抢救工作。其中,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等水族聚居区成果显著,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贵州省水家学会副会长姚炳烈便是其中一位,他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到抢救水书文本、保护水书文化的事业中去。荔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永会、贵州省水家学会副会长蒙熙林等,也为保护和研究水书不遗余力。针对水书保护传承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记者在荔波县档案馆对三人进行了专访。

  民间古籍损毁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大规模抢救前,民间水书古籍的保护状况如何?

  蒙熙林:大规模抢救前,绝大部分原件散存民间,保管条件极差,受到温湿虫蛀及火灾的威胁,损毁情况严重。当时,民间还没有保护古籍的意识,有的古老水书“人死书焚”,大量原始信息随之丢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水书的抢救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进展如何,现在的抢救存在哪些问题?

  蒙熙林:确切地说,抢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大规模的抢救是在2002年以后。

  上世纪80年代,三都水族自治县将水书列为民族特色档案,在小范围内进行征集。贵州省水家学会1989年成立后,于1990年把水书抢救与研究列为工作项目,为此成立了“水书搜救整理翻译研究领导小组”。

  三都和荔波的水族居民最多,是抢救的重点地区,两县都把水书抢救工作提到政府工作层面来开展。2008年,荔波县档案馆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为进一步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的抢救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水书古籍底数不清,二是保护和整理的专业人员极度缺乏,三是能较全面掌握水书文化的水书先生所剩无几。如不及时抢救,水书可能成为“天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情况如何?估计民间还有多少古籍?

  姚炳烈: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古籍原件万余册,其中古籍善本4000余册,普通古籍6000余册。此外,还有牛角水书、马尾绣、墓碑水书拓片等。我馆收藏的7本明代水书被认为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籍,但还有待确认。

  据统计,目前官方保存的水书有2万余册,散存民间的水书古籍原件仍有约3万册,其中不少是精品,但保护条件堪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收集水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工作人员都是自费承担这项工作,这背后是什么力量在支撑?

  姚炳烈:水书典籍多为水书先生所收藏。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水书先生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不敢拿出来,怕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这给调查、征集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10年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全县水族村寨,拜访了每一位水书先生。有时要一边在水书先生家中帮忙干农活,一边做思想工作。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水书的价值和国家保护水书的用意,便同意捐出或卖出这些“宝贝”。

  这项工作事关水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有责任做好水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不能有一点私心和功利心。

  “救人”是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科学报》:水书典籍保护与传承密不可分。抢救了水书典籍,是否意味着水书传承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蒙熙林:抢救水书,不仅要抢救文本,更要抢救水书先生。他们是水书的权威和阐释者,如果没有水书先生,传承就是天方夜谭。因此,抢救水书,要重点做好“救人“和“救书”工作。

  “救人”是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之一。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做好水书先生普查工作,建立信息库,在生活健康上给予关照,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第二,逐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水书师”职称,使其放心、放手去学习和传授水书知识。目前,荔波县有9位水书先生分别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另有各级水书师近20名,其中一小部分人获得了国家和县级补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水书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潘永会:目前的保护仍处于初级阶段。现在进行的部分翻译只局限于水字和汉字的对译,尚未涉及口诀,未能涵盖水书整体,后期的文化传承工作无法开展。

  水书的翻译是很困难的,既要懂水语,又要懂汉语,还需要与水族人及水书先生合作。目前,档案馆只能外聘水书先生、借调翻译人员,很难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持续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下一步的保护传承有什么规划?

  姚炳烈: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我们将对暂时无法征集到馆的水书古籍原件进行造册登记和拍照存档;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水书古籍修复队伍,组建由水书先生和专家组成的翻译、整理、研究队伍;建立水书古籍数字化资源库,把水书古籍文本和即将断层的水书先生念诵的口诀以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记录下来;申请建立类似水族文化馆之类的机构,保障上述人才队伍的稳定性;组织建立水书传授学习班,培养专职传承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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