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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今残剩的中国神话碎片，还要继续承受新一轮的蹂躏与戕害。这种可笑的神圣赝品制造风潮，甚至扩大到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领域，就连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成了各地政府互相争抢的稀缺题材。
上古神仙遗骸的出土，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一大笑柄。2005年6月新华社曾报道，福建顺昌发现“孙悟空兄弟”（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宋代合葬墓。此事虽有争议，却还未产生激烈的舆论反弹。但今年6月，新华社再度发出类似报道，称山西吉县发现了6200年前的“疑似”女娲遗骨，且受到23位考古、历史、神话、民俗专家的“一致认同”。在没有任何学术旁证的前提下，做出如此大胆的论断，即便在奇迹迭现的时代，这一“旅游考古学”成果，还是令人目瞪口呆。
此类庸俗考古运动，并非当下惟利主义的产物。早在战国和两汉期间，古代神话的解构运动就风起云涌，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著名士人，都参与到这场神话毁灭运动中。
历史工具主义的逻辑如此强大，持续碾压着那些残剩的神话元素，迫使它成为历史叙事的奴隶。民族神话彻底瓦解了，化为一堆无法辨认的“异物”.考古/历史学家、地方官员及旅游开发商们最常用的指鹿为马的手法，有下列几种：
第一，混淆神灵和信奉该神灵的族群（部落、酋邦、王国）的差别，直接把人类部族和神灵加以等同。这是实用历史主义叙事的重要特征。它总是把神灵简单指认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把神话解构成所谓“信史”或“准信史”.例如，把黄帝指认为姬姓部落的酋长，把炎帝指认为姜姓部落的酋长，并以上古政治领袖的面貌出现，跟神话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混淆崇拜地（祭祀中心）和“出生地”与“死亡地”（都城）的差别。依据实用理性主义的原则，并基于神灵等于部落联盟领袖的荒谬认知，努力寻找神的出生地和死亡地，甚至完整地虚构出其“坟墓”（如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山东曲阜和陕西灵宝的少昊墓等等）。为打造旅游产业，地方官员更是不遗余力，以先秦和两汉以来的儒家叙事为蓝本，继续编造与争抢神仙“故里”和“墓地”,以供游客朝拜，并举办大规模“公祭”活动，收取高额门票，从所谓“文化旅游产业”中牟取暴利。仅以女娲墓地为例，目前已经形成“著名景点”的，除了山西吉县娲皇宫，还应算上山东济宁的女娲陵和山西赵城的女娲墓。女娲她老人家要是知道自己被“尸解”为三份，不知当作何感想。
第三，混淆神迹和人事的差别，编造上古大神的人间履历。各种神迹在各地被大量“发现”,从后汉到明清，已经蔚为大观。尽管部分“遗迹”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摧毁，但“文革”后的重建，尤其是近20年来的修复和重写，制造了更多“文化旅游景点”,例如某神住过的旧屋、修炼过的山洞、手植的松柏、使用过的井台，甚至留下的手印足印，如此等等。那些平庸而亲切的导游词，更大肆宣讲伪造的历史细节，以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
这些现象最初只缘于一种认知和叙事错误，而后便化育成来自意识形态和商业的双料谋略。而今残剩的中国神话碎片，还要继续承受新一轮的蹂躏与戕害。这种可笑的神圣赝品制造风潮，甚至扩大到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领域，就连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成了各地政府互相争抢的稀缺题材。
部落酋长跟神灵之间，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之间，的确有某种内在的对应。神话往往是政治（历史）的一个镜像，而政治也反过来从神话中获取资讯、榜样和力量，但它们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镜像关系。传统考古/历史学家，喜欢把“黄帝族”简单地描述为以黄帝为领袖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而从未意识到神话只是神话本身，它属于宗教（一神教或多神教）叙事体系。如果它跟人类社会有关，那也顶多只是信奉黄帝的族群而已。它的酋长并非黄帝本人或黄帝族系的成员，而是一个地道的世间凡夫。在黄帝和信奉黄帝的人类族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神学鸿沟。
神话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起源，也是东亚文化体系的内核，在民族价值体系的重构中，它必然要充当最坚硬的脊骨。混淆人神之间的差异，把神话历史化，甚至蓄意伪造各种遗物和遗迹，不仅会导致历史叙事的混乱，更会加速上古神话的湮灭。“女娲遗骨事件”告诉我们，以工具理性为基准的实用历史主义，加上政绩至上的行政思维，和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旅游考古，就是中国神话保护和文化复兴的三大敌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财新网 2012年06月1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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