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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三国”大概是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诗人李商隐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早在唐代，三国英雄的故事已为儿童所熟知。《东坡志林》记王彭论曹刘之战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看来，“听评话掉泪，替古人担忧”，可谓由来已久。高承《事物纪原》在谈及皮影戏之发展脉络时亦指出：“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当时采撷三国史料编为故事，到处讲说藉以谋生，已成了一种专门性的职业。诗人陆放翁曾记乡村说书事：“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斜阳古柳之下听说三国，大概是千余年来民众日常闲暇的重要娱乐方式。
《三国演义》源于话本的“讲史”类，原本就介乎文学与历史之间。在民众心目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像书中第一回的这首词所写的那样，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以通俗易懂的文学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三国故事永恒的魅力。而对于说书人而言，讲《三国》则是一门艺术，章回体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起承转合间的悬念蓄积、情势逆转，险象环生、柳暗花明的扣人心弦，传神之处能令听众如身临其境，在这里，历史与艺术又得到了高度的融合。而正由于历史、文学和艺术三者的统一，使得《三国演义》在诸多曲艺中均担当要角。譬如，在苏州评弹中，《三国》就被称作是“大王书”。
苏州评弹为江南的重要曲艺形式，乐往悲来伤春怀人，冷嘲热讽欢歌笑骂。所谓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两者俗称又作“说书”，评话为“大书”，弹词为“小书”。自明末以来，历经长期发展、嬗变而日趋成熟。经过长年的创作及演出实践，苏州评弹名家层出不穷，积累了众多的书目。据《评弹文化词典》统计，苏州评话有传统长篇书目近六十部，其中表现历史征战题材的，如《列国志》、《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传》、《岳传》和《英烈》等，称“长靠书”，又叫“着甲书”。
苏州人唐耿良先生，一九三三年师从唐再良习学《三国》，一年后在江浙一带演出。从十三岁开始，开码头闯江湖去做说书艺人，一九四四年进入上海，不久渐有影响，登坛立帜，成为蜚声书界的“七煞档”、“四响档”之一，有“唐三国”的盛誉。最近，唐先生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工作境遇。由于他在评弹业界的地位，该书亦不啻为二十世纪苏州评弹历史的缩影。
评弹是一种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语言艺术，说书人庄语危论，谑言妙语，其风趣谈吐，能将村媪之智、山公之愚状摹得惟妙惟肖，将猛将横刀立马，士兵阵前厮杀，店肆地棍索诈，街坊酒徒骂詈，无论是宏大场面还是细琐小事，均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且，笑料噱头产生的谐趣，一旦形诸文字，亦颇有诸多出彩的段落。譬如，作者谈及父亲与自己破口说书的经过，颇为精彩。书中说到父亲学了三年满师上台，在苏州一家小书场破口说书：
他是“酒壶里的肉圆”肚里明白，口子太小斟不出来。说了半个钟头碰巧有一句唱词忘记了，如果是有经验的说书人，可以临时编一句糊弄过去，我父亲因为第一次上台，没有经验，只是在三弦上连续弹奏过门，尴尬着面孔迸僵在台上。下面有个听客就骂开了：“牙钳也没有撬开，活现世，就想上台骗铜钿，下来吧！”我父亲受不了这个当众羞辱，就把手中的三弦掷向那个听众，跳下书台把那听众一把揪住，动手要打人。书场老板急忙过来劝架拉开。我父亲拎着这把掷坏了的三弦，悻悻然离开书场回家。他初次登台便受到挫折，从此再没有勇气上台说书……
类似于此极富戏剧色彩的段落，在书中所见颇多。文中提及不少书界的道规、评弹业界的掌故，对于我们了解旧时评弹艺人的生活，颇有助益。譬如，其中讲到评弹业界师徒之间技艺的授受，“教会徒弟，饿煞师父”，“江湖一点诀，莫对妻儿说，若对妻儿说，饭饭没得吃”，这些俗谚，揭示了艺术传承间的保守和封闭。在旧时代，艺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异常酷烈，但客观地说，也正因为这样的竞争，也使得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唐先生就指出：
以前说书人在单干时，有着激烈的艺术竞争，有听众与书场的淘汰机制，当初的十八艺人正是在数以千计的说书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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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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