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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颐和园听鹂馆(1961年10月)
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绍原、顾颉刚、常惠、容肇祖 中排左一贾芝，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以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使国家渐渐恢复了元气。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气氛。
我于1957年夏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曹靖华老师的推荐下，进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新侨会议”后，我们研究部组建“学术活动组”，开展团结老专家的工作。从1961年的下半年开始，陆续邀请老专家开“见面会”，举办“学术讲座”。
10月上旬举办的“老专家见面会”，是印象最深的一次。这天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了“五四”时代的五位民间文学老专家顾颉刚、江绍原、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到颐和园乘船游览昆明湖。久别重逢的老友见面，自是兴奋异常。尽管我们设定的话题是《文艺十条》，实际上，谈话却总也离不开40年前横空出世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影响一个时代的《歌谣》周刊。把“五四”时代的元老辈的学者们集中到一起，这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是独一无二的。乘船游览结束后，大家到昆明湖北岸的听鹂馆午宴，并留影纪念(见图)。听鹂馆是1750年乾隆皇帝为其母亲孝圣皇太后祝寿而兴建的，是当时的清漪园唯一一处专供皇后休闲享乐的场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听鹂馆便成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和与其宠臣、嫔妃听戏、饮宴娱乐的场所。听鹂馆的“万寿无疆席”、“福禄寿禧席”、“江山万代席”、“延年益寿席”这些菜席，意味着是规格最高的宴席。在此皇家饭店里招待这些几十年来一向被冷落的老专家，显然是要体现对他们和对学术的尊重。这次活动留的照片是用当时机关里的一架德国产“路来福来”照相机拍的，画幅较大，画面至今还清晰可辨，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
“见面会”起了破冰的作用，揭开了团结老专家的序幕。接下来，是举办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定在1961年的10月13日，邀请顾颉刚先生讲演。无论是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时期，还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时期，无论是《古史辨》的神话研究、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吴歌的集录，还是妙峰山香会的调查，顾先生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贡献，都是无可争议。这次他讲的题目是《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后以《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为题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顾先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次演讲的内容，是述五十年来“在戏剧、曲艺中多得之知识，及在歌谣、风俗、故事方面之研究”(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71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一周后，又举办了第二讲，时间是10月25日，请常惠(维钧)先生讲《北京近世歌谣》。常惠先生也是北大出身，学的是法国文学，却对民间歌谣由衷地喜爱，成为《歌谣》周刊的常务编辑，对中国早期的歌谣运动作出过无可替代的贡献。他又是“老北京”，对北京的“近世”歌谣有精深的研究，不仅早在《北大日刊》上就曾对刘半农编订的第61章“北京歌谣”与罗家伦进行过考辨商榷，而且还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第27期，1924年1月)上发表过长文《谈北京的歌谣》。鲁迅和台静农都与常先生有着很深的友谊。常惠结婚时，鲁迅亲自送到常家一部珍本《太平乐府》作为他结婚的礼物，寓意常惠对未来所选定的事业，是和搜集编辑“乐府”(民歌)一样的。经魏建功先生推荐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晚年在回忆常惠的文章里写道：“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113首，就发表在第二年(1925)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却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台静农1924年的8月底归乡(淮南霍邱)搜集淮南歌谣，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搜集到当地歌谣二千多首，就是“应主持《歌谣》周刊编辑事务的常惠之请”。
此后，我们又组织了几个讲座，被邀请讲演的，有时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魏建功先生(讲《<歌谣>四十年》，后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等。这些老前辈的讲演稿和回忆文章，后来都陆续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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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09-09-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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