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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名山武当山，古代也叫太和山，在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汉江上游南岸。地处武当山西北麓皱褶里的一些山村，由于崇巫淫祀的楚俗传统的浸润、“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袁宏道语)的叙事传统的影响、以及关山阻隔信息不畅等原因而长期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较多地保存下来了相当丰富的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民间文艺。多年来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在这里收集采录的多部长篇民间叙事诗，证实了一个学界早就提出的大胆假设：秦岭以南、汉水以北的鄂西北地区，是一块蕴藏着丰饶的民间文学资源和民间叙事长诗的宝库。
早在建国之初，即1950年代，进入武汉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宋祖立、吕庆庚在崇阳、蒲圻一带做民间文艺调查时搜集记录了《双合莲》和《钟九闹糟》两部在口头流传的长篇民间叙事诗，被学界认为是继东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后，汉民族民间叙事诗在现代的新发现。“文革”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83年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在全省开展民间文学普查，采取征集的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民间叙事长诗500多部。除了已经编印出来的一些单行本外，他们还仿照清代学者董康编著《曲海总目提要》(同治七年，1868年)的体例，编印了一部《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第一集，1986年)，其中收录了42部长诗的提要。[1] 在这次调查中，丹江口市十里坪镇文化站站长李征康先生从六里坪蔬菜大队农民张广生口述记录了《书中书》;神农架文化馆的胡崇峻先生搜集记录了《黑暗传》，后者由湖北省民协于1985年把搜集到的8份正式资料合为一集以《神农架〈黑暗传〉原始版本汇编》为题内部编印出版。我的朋友，当年执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秘书长职务的诗人兼民间文学家李继尧先生，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做的这件大好事，将永载学术的史册。
1999年的夏天，李征康在发现了故事村伍家沟之后，继续潜心于当地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在坐落于武当山后山的官山镇吕家河村，从歌手们的口头演唱中记录了1500首短歌和15部民间长篇叙事诗。他打电话给我，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有点儿喜不自胜。同年的9月，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属丹江口市委召开“中国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远赴武当山下的武当宾馆出席会议，会后又到吕家河村去参观，并走访了他所发现和采访过的那些乡村歌手们，在队部的院子里听他们唱歌，到“歌王”姚启华的家里用餐。在这个山峦环抱的小村子里，只有182户，749口人，竟有85个能唱2个小时民歌的歌手，还有4个人能唱千首以上的民歌!真是不可想象!至于对吕家河村民歌的更深的了解，大半来自于李征康提交会议的那篇论文《吕家河村民歌概述》。[2] 我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重点放在了在这个村子里记录下的长篇叙事诗，后来把发言的意思写在了为李征康和屈崇丽主编的《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一书写的序言中。为了方便，把有关篇叙事诗的一段引在下面：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15部长诗特别感到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3] 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谈，近五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这说明，汉民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15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15部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民间叙事文学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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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年2月19日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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