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技术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带来了取用知识、获取信息和呈现知识的全新方式。超文本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中叶，内核是设想一种可关联、检索、跨文档跳转的“扩展记忆”概念，强调关联式信息组织。不过，起初的超文本主要是对“顺序性写作”的反拨，也就是主张一种非顺序性写作。顺理成章地，主张阅读上打破线性阅读，读者可以自主选择路径。这种理念在熟悉互联网的人这里已经不算什么事情。在纸质书籍还是主要阅读对象的时代，则是超越性的。口头传统研究界的旗手约翰·弗里的著作《口头传统与因特网：思维通道》就是打破顺序阅读的一个尝试。读者可以随意翻开任意一页读起，进入某个“单元”，或者叫节点。每个节点的末尾，都指向了另外一个或几个可以进一步阅读的节点。这还不算完，他的书很快就在网络上发布了，而且结构方式与浏览网页一样，从一个节点链接到下一个节点。只要持续点击下去，最终会把所有的节点浏览完，从而读毕全书。

超文本技术的迭代与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重构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技术范式，更从存在论层面改变了口头符号的本质属性与传播规律，让传统口语社会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经典命题，成为探讨符号存在与时间性的重要切口。在传统口语社会的场域中，语言以声音为载体，依托声波传播完成意义传递，而声波作为物质性的机械波，始终受限于物理世界的底层法则——时间的单向性（时间之矢）。这种单向性并非单纯的物理现象，更是存在的基本规定性：话语的发出是一次不可逆的存在事件，从发声者口中释放的声波，在介质中扩散、耗散，能量随时间不断转化，既无法逆向还原为初始的声波形态，也不可能从传播的时空维度中“收回”或“暂停”。话语乃是随生即死，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存在始终处于“向死而在”的时间性展开中，口头话语的存在始终沿着时间的线性维度向前，一旦生成便成为既定的存在事实，这也让传统口头语言天然具备了“一次性”“不可复制性”与“不可篡改性”的本质特征。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仅是民间对口头语言传播规律的朴素认知，更是对语言符号与时间性、物质性深度关联的哲学体认：在无技术介入的传统口语社会，语言与发声者的主体意识、传播的具体语境深度绑定，声音符号的存在与时间的流逝同步，主体的言说行为结束，声音的物质形态便随时间转瞬消亡，仅能以记忆的形式留存于听者的意识中，而记忆的主观性与模糊性，又让口头符号难以成为被固定、被操控的客体。此时的口头语言，是“具身性”的存在，是主体在具体时空语境中的生命表达，其意义由言说者、听者、语境共同建构，且随传播的结束而完成意义的闭环，单向性成为其存在的核心规定，也让口头语言成为连接主体、社群与传统的生命纽带。

而融媒体时代的超文本技术，打破了口头符号与物理时间、物质载体的天然绑定，实现了口头符号从“具身性存在”向“客体化存在”的根本转向。超文本技术以数字化、虚拟化的传播逻辑，消解了声波传播的物理单向性，让声音符号能够脱离即时的言说语境，被录制、存储于各类物质载体（数字硬盘、音视频介质等）之中，这一过程如同传统社会中语言向文字的转录，其本质是符号的“离身性”与“客体化”：口头语言不再仅仅是主体即时的生命表达，而是转化为可被感知、可被操作的符号客体，其存在不再依赖于言说者的主体在场，也不再受限于时间的线性流逝，而是成为独立于主体的符号，而且这个符号是持续存在的。

当声音符号完成客体化转化后（以不同格式存储在物理介质上），其存在论属性便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口语社会中语言在生成中的“不可编辑、不可篡改、不可捏造”的先天特征被彻底消解。超文本技术就让符号具有被无限加工、重构、再造的可能性：原本单向传播、一次性生成的声音信息，能够被任意拼接、剪辑、混排、颠倒等，原本完整的意义语境可以被拆解，原本真实的言说内容可以被篡改，甚至可以脱离真实的言说行为，凭空捏造虚假的声音符号并制造新的意义。这一过程中，符号的意义不再由原初的言说语境与主体意图决定，而是由符号的操控者根据需求重新建构，超文本技术让符号的存在成为“无本源的存在”，原本依附于主体的口头符号，成为了可被任意塑造的工具性存在。

从哲学层面看，超文本技术对口头符号的客体化改造，本质是现代技术对存在的解蔽与重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它将一切存在者都纳入技术的框架中，使其成为可被订造、可被利用的“持存物”。融媒体时代的超文本技术，正是以这样的“座架”方式，将口头语言从传统口语社会的生活世界中抽离，使其脱离了与社群、传统、主体的天然关联，成为技术框架下的持存物。传统口语社会中，口头语言作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承载着生成与传递意义的功能，而在超文本技术的框架下，口头符号成为可被无限复制、加工、传播的信息产品，其意义的生成不再源于生活世界的实践，而是源于技术的操作与操控者的意图。

与此同时，超文本技术对口头符号单向性的消解，也带来了符号真实性的危机。在传统口语社会，口头语言的单向性与一次性，使其天然具备了“本真性”的基础——言说行为的即时性与不可复制性，让虚假的言说难以被广泛传播与留存。而当声音符号成为可被任意加工的客体后，符号的本真性便失去了先天的保障，真实与虚假的边界变得模糊：捏造的声音符号可以拥有与真实符号完全相同的物质形态，被篡改的内容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以假乱真”，超文本技术让符号的存在脱离了原初的语境，也让符号的真实性成为需要被证明、被验证的命题。

但我们也应看到，超文本技术对口头符号的重构所带来的结果，并非只是让我们高度警觉的“异化”，还让口头传统在新的技术范式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传统口头语言的单向性、即时性和囿限性，使其传播范围与留存时间受到极大限制。嗓门再大，音声能传多远？脑瓜子再好，遇到长篇复杂的内容，能够清楚记得多少？维持多久？而超文本技术的客体化与数字化，让口头传统能够摆脱时空的限制，被长期储存（很可能像区块链一样分布式存储），得到广泛传播（瞬间能够传遍全球）。原本仅存在于特定社群、特定生境的口头文化，现在就可以借助融媒体的平台成为公共的文化资源，这也让口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沃尔特·翁说我们已经进入“次生的口语文化”时代，他说这话的时候，电子手段主要是电话电报、广播电视。今天的融媒体时代，才是电子技术全面介入和影响口头表达的时代。

归根结底，融媒体时代超文本技术下的口头符号，是技术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它既打破了传统口语社会中语言的物理束缚与存在规定，带来了符号操作的自由与传播的便捷，也让人类面临着符号真实性丧失、意义本源消解的危机。而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本质是对现代技术下人类语言存在方式的反思：无论技术如何重构符号的传播规律，语言的本质终究是意义的交流与主体的沟通，超文本技术可以改变语言的载体与存在形式，却无法消解人类对真实、本真的意义追求。唯有在技术的发展中坚守语言的本质，让符号的操作与重构始终服务于意义的真实传递，才能让融媒体时代的口头符号，既保有技术带来的创新活力，又延续着人类语言作为生活世界意义纽带的根本价值。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26年04月20日第 12 版）
【本文责编：李中彦】